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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立时期南方政权的攻守形势与军事重镇 作者:胡阿祥
南北对立时期南方政权的攻守形势与军事重镇作者:胡阿祥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或对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地农耕社会(1)与周边民族而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长城是双方对立的界线,长城南北是对立双方的主要交兵地带。(2)另一种南北对立也即下面要讨论的,是内地农耕社会内部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这第二种形式的南北对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形成:春秋时期华夏诸侯与楚国之间,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蜀汉之间,蜀汉灭亡后晋、吴之间,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之间(东晋对五胡十六国,宋、齐对北魏,梁先对北魏,后对东、西魏,陈先对北齐、北周,后对隋),南宋与金之间,都是维持较长的南北对立局面。虽然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与维持,各有具体的原因(如对立双方的政治状况、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理条件、民族关系、社会情势等等),难得一概而论,但其中地理条件的影响却始终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以对立双方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带而论,就大体总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的南北推移;而对立的结果,又都是北胜过南。另外,在双方对立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多取攻势,而南方政权多取守势,即便攻,也是以攻为守。为什么会如此?下面稍作探索,而为了避免繁琐,笔者拟站在南方守国的立场上,以颇具典型意义的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为重点,进行分析。(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著《形势论》,历考“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曰: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无荆、襄不可以国。……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按顾氏所论,首重地形地势。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4)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所谓“制敌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谓要者,至近而主于我者是也。主于我则我逸而敌劳,我静而敌动”(5)。盖在我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方式为“攻城”与“野战”。其中,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又重在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6)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7)再者,险固的地理形胜与重镇要地之间又需唇齿相依:“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8)另外,战守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与配合的。总六朝而论,为偏安政权,但诚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王业不偏安。……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以此,六朝政权虽以守为本,至于乘间攻伐,则亦不惮用兵。
  六朝之攻,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曾概言之曰:
  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于淮甸。东晋以还,虽皆守淮,晋讨慕容梁宋,元颢所争亦在于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过二道,一自建康济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齐,一自荆襄逾沔或掠秦雍或徇许洛。(9)东晋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谢玄,宋之武帝、檀道济、到彦之、萧斌、(萧)思话,梁之韦睿、裴邃、曹景宗、陈庆之之徒,北伐之师不由于此则由于彼。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史策所载,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险,其固可恃。(10)
  又六朝之守,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又彼此连接,互相呼应。
  按六朝之守,在东部有三道防线,即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这就诚如李焘所云: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所守止于江;自宋至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11)
  守河重镇有四,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号称河南四镇。其中洛阳处天下之中,为四战之地,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古来欲取天下者,洛阳在所必争;欲守天下者,洛阳也需控制。东晋曾几度收复洛阳,及宋初洛阳失守。洛阳既失,则虎牢不能独全,滑台、也相继沦陷。按洛阳、虎牢屏蔽河南,又为经略河北之大门;滑台、则青齐西面门户。“当南北之际,青齐之在建康,土地迂远,形式僻左,或得或失,若不足与存亡”(12),其实“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13)。西接中原,其间济、汶、洪、诸水纵横,为南北漕运要地;“北有河、济,又多陂泽”(14);东靠渤海,平衍沃美,擅鱼盐之利;“南有泰山之固”(15),故“裂其地足以肥国,分其众足以益兵,天下无事,可以摇幽冀。由此以守则守可固,由此以攻则攻可必”(16)。青齐之地又多重镇,如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17);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山川严峻,足为帝王之都。”(18)它如升城(今山东长清县西南)、梁邹(今山东邹平县东北)、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被阳(今山东高青县东南)等,也都属军事要地。以此,青齐可谓江南之右臂,又与河南互为唇齿,不可或失,东晋桓温伐燕,王猛就密言于苻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栗,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19),即此之谓。及河南四镇不保,南朝便不能与北朝争河南、窥河北,即青齐也不得安宁。无力守河便守淮。守淮有淮北、淮南、淮西三线。按守淮乃“择利害之中,……据地险,待天时。天下无衅,则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齐;天下有变,则分命大将,将淮北之众可以出冀岱、摇青冀,发淮南之师可以袭许洛、取梁宋。近固国本,远申王威,此实攻守之基,不可不固。而两淮之地,南北余千里,分兵而守则力不足,发兵而守则内可忧,故欲守两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20),又淮西之本则在悬瓠。
  按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北濒汝水,控带许、洛,南蔽淮、泗,介荆豫汉淮之间,自古为襟要之地及行军险要。宋泰始中,悬瓠没魏,淮西之地遂成荒外,齐、梁、陈三朝之势因此往往折而入北。又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北走青齐,西通中原,水陆沃壤,清汴通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21)。东晋桓温、刘裕以彭城为飞刍挽粟之地,然后耀兵于兖豫青冀之间;宋王玄谟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22)。宋泰始失彭城,淮北四州(徐兖青冀)于是尽没于魏,自此以后,南朝遂“不敢窥觎淮北之地”(23)。及梁、陈,“寒山之败,梁之锐卒歼焉;吕梁之败,陈之锐卒歼焉。梁陈皆于徐州战败。”(24)又寿春(即寿阳,今安徽寿县)“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一方之会,远振河洛之形势,近为徐豫之藩镇”(25),可谓据南北咽喉,掣东西肘腋,形势极为重要。又“寿春之去建邺,(水路)七百(里)而已。……藉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26)故南北争雄,未尝不争寿春。寿春未陷,敌东不能犯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南不能犯合肥。寿春不保,则敌东可出“郡首淮隅,道当冲要”(27)的盱眙以犯广陵,或间道抵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瓜埠),南可出淝水犯合肥,进扰历阳,从而使建康不得安枕,故寿春“得之者安,足称要害”(28)。齐永元二年(500年),寿春沦陷,此后南北交战,即常以寿春为目标,疆埸之间,南朝虽时得之,但终不能久保。“寿阳一去,画江为守,使敌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转盼之隙,则江、扬、荆、襄其势孤矣。”(29)后来侯景据寿阳叛,“因此以墟江扬,一乱不复,而江南之势去者,以寿阳先也。”(30)
  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下邳(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尚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等等。如淮阴,与寿阳、盱眙同为“淮南之源本”。(31)泰始失淮北后,淮阴的守御地位极为重要,“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32),“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33)又如义阳,位于大别山北麓,悬瓠失守,义阳代为重镇,其地“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34);外通淮汴,则东障淮西;内连荆扬,则南制全楚;又西出宛、邓,故“义阳存则寿阳可复,寿阳复则两淮可守。义阳失则非惟绝两淮南望之意,抑亦为建康后日之忧”(35)。梁既失义阳及三关,陈力争淮南、北,而不争义阳,于是淮南不保,江北尽失。
  无力守淮便守江。“若夫江之所守,吴纪陟所谓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余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36)按东部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当时,长江建康段江面宽广,高岗逼岸,城内驻有台军,石头城是临江突出的军事要害,不易登临。而“京口、采石,俱是要所”(37),是该段江面的束狭之地,为下游最重要的津渡(38),且距建康甚近,山水险峻,易于设防,故六朝人视之为建康的东西锁钥。建康之西以采石为遮蔽,对岸为历阳;历阳根本又在合肥。合肥据江淮中途,水道相通,向为淮南噤喉,江南唇齿。合肥不保,则历阳受胁;历阳受胁,则采石难守,而建康震动。又建康之东以京口为遮蔽,“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39),“因山为垒,望海临江”(40),既以御海寇,又以控江防,而京口根本在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41),广陵之备不固,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隋灭陈之役,庐州总管(驻合肥)韩擒虎自历阳渡江袭采石,吴州总管(驻广陵)贺若弼自广陵济江拔京口,建康随之而下。
  六朝之守,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按南阳“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42),以其北连中原、南控荆襄、东通江淮、西邻关陕,成为南北纷争中的重镇要道。桓温、刘裕皆由此以问关、洛;宋元嘉中亦遣兵出此,直抵潼关。齐建武五年(498年),南阳沦陷,于是关、洛之途塞,而襄阳之势危。又襄阳向为南船北马交换之地,物资饶足,形势险要。所谓“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43),故欲由南方进窥中原者,襄阳在所必争。东晋有襄阳,桓温、刘裕乃能恢复洛阳,耀武关中。及梁末,襄阳为后梁、西魏所得,元帝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江陵者,为襄阳防线之后盾,自孙吴以来为荆州重镇,其地据荆楚之中,交通便利,且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荆楚固则江东之势安”(44)。但有江陵必须同时有襄阳,所谓“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45)。及后梁国于襄阳,又迁于江陵,则截断长江,此陈之所以国势尤弱。

  又中部守汉重镇尚有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尚有硖口(即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县西)、上明(今湖北松滋县西北长江南岸)、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等等。如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对峙,御敌水北,自较襄阳更为有利。夏口“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46)。江陵失守,往往即退守夏口。而硖口、上明、巴陵之地,复有阻截舟师自巴蜀顺流而下的意义。

  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按秦岭绵长,北坡陡峻,南坡迂缓。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其间谷道(如嘉陵道、骆道、子午道、褒斜道)相通,然山高谷险,中途还需栈道连接。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其间也有谷道(如剑阁道、米仓道)相通。这种形势,使汉中北瞰关中,南为巴蜀捍蔽,又以汉水东接荆楚,从而成为南北势力消长之地。南盛则据有汉中,势有所不敌则退守巴蜀。但若退守巴蜀,则南朝不但不能窥关中、河西,即欲守住巴蜀,也恐不易。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南郑地处汉中盆地中心,其西北为关中入汉中的重要栈道褒斜道所经;汉中入巴蜀的栈道米仓道、剑阁道则分别以南郑、南郑西为起点,故南郑要险,为成都之喉嗌。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四川重庆市)为巴地中心,巴蜀之地,天府之国,从来欲取天下者,莫不切切于巴蜀,故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必先从事于巴蜀。由此可知单单割据巴蜀,固不能逐鹿中原,而欲逐鹿中原,却不能不收用巴蜀,盖“取蜀之利,内可以固荆楚,……外有以扰关辅,关辅扰则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则天下之事济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计也”(47)。巴蜀又为立国东南之保障,东晋初年,慕容使节刘翔至建康,与晋公卿论巴蜀形势曰:“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举事,并(李)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48)故欲保全东南,必须保全巴蜀。东晋、宋、齐、梁所以能立国东南,即与据有巴蜀、无西顾之忧有关;而欲保全巴蜀,又要保全汉中,“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49)梁既失去汉中,旋就失去巴蜀。陈之灭亡,不仅由于画江而守,也由于上游巴蜀之丧失,盖北方取巴蜀后,既破坏地理、军事、经济均势,又顺流而下,于统一易于着手。(50)
  总上所述,则六朝之守,自北而南,自东徂西,一为守河,以保河淮之间;二为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三为守江,以保江南根本。三条防线中,守河守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盖守江则已蹙,守河则已远。蹙国而守非勇者不能,远国而守非强者不能。孙氏臣主俱豪,兵锋所向,迎之者破,故能画长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后宿将旧臣,凋落继尽,而其孙用之,则危矣。刘氏将卒俱精,威震天下,力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跋、赫连不敢顾眄,而其子效之则败矣。故惟勇者为能守近,惟强者为能坐远。”(51)守河既不长,则晋宋关中旋踵而失,淮北河南及青齐之地也未能久有;守江既不长,则孙吴终为司马晋所灭,陈朝之亡又速于孙吴。比较而言,择利害之间、处攻守之中,凤凰彩票当以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为要务,盖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北则骑兵称雄,南则水师占势,故成为南北对峙时的中间推移地带,又为东西部的南北交通要冲。此线之得失,即关系到南北双方的存亡,以此之故,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守此线为时最长,重镇最多,兵力最强;此线南北战争最剧,战事规模最大,疆域变迁也最频繁。

  六朝之守虽如此,若在守势之中,不能做到唇齿相依,则守复难固。三国时,孙吴虽限江自保,但却固国江外,在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建立起前沿防线;又西联蜀汉,“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52)其后魏师入蜀,吴坐视不救,是以蜀亡而吴也随之。及东晋、宋、齐、梁,大多据有吴蜀故地,则西守秦岭、大巴、米仓,东守长江。守长江者,“东晋以后谓荆、江、扬为三流是也。”(53)其基本国策也与孙吴大体相同,即画江为守。《晋书·陶侃传》侃云:“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然而,长江虽为天堑,其形势如带,却颇有顾此失彼之感,任何一点被突破,皆足以影响全局。以此,东晋南朝欲保长江,还必须控制江北,布兵于江淮之间与江汉之间,守住淮河、汉水,以为长江屏蔽。然则比较而言,守汉又重于守淮,因为敌若据有淮南,虽可直逼长江,江南有倾覆之虞,但还不致于立时陷入危亡之境;而敌若据有汉南江北,则可沿长江而下,直指建康,江南便不免灭亡的命运,故顾祖禹云:“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54)再者保长江,又必须同时保上、中、下三游,李焘有云:
  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55)
  故巴蜀与荆楚、荆楚与吴越、荆楚与巴蜀及吴越,也相为唇齿。
  同样的道理,守淮守汉,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淮汉以北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当固河防,以屏蔽淮汉。而在河淮之间,青齐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与中原又互为唇齿。至于汉中与巴蜀、巴蜀与南中等等,也无不体现出唇齿相依的关系。总之六朝偏安局面之维持,正在于“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56)
  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汉;(57)
280年,取代曹魏的司马晋灭吴。又589年隋灭陈。是则孙吴与东晋南朝虽据南面北,依托地理上的山河之险,层层设防,线线固守,重镇要地间此呼彼应,却仍然无从挽回亡国的危机;其实不独孙吴与陈朝,历来的南北对抗,都以北方政权统一南方而告结束,自然形势并没能起到长久的或最终的作用,而这应是人为的不臧。清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撰《中国地理大势论》,即指出:“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无一焉能北进以恢复者,其故可思也”,盖“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其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反之,定鼎于黄河流域者,“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隽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慨。”南北比较,孰优孰劣,据此已不难判断。又《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是守国当恃山川险阻与重镇要地;《孟子》则曰:“地利不如人和”,是守险又在于人力,“借险于地,取谋于人,而后能大有所成就矣。”(58)而反观南北对立时南方之亡国,晋之灭吴,孙皓有云:“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59)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60)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以阻扼晋师;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耶”(61),奏伎、纵酒、赋诗不辍,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吴、陈之灭是如此,南宋、南明之亡,乃至四十多年前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弊,而守国所恃,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山川空地形,历代兴亡事,实在令人深思!
  必须附言的是,典型的南北对立且北胜南的局势元朝以后不复存在。元朝末年,江淮地区爆发农民起义,其中一支义军在朱元璋的率领下,发展壮大,统一东南半壁,继而北上伐元,结束元朝的统治,于1368年建立明朝。朱元璋的北伐成功,是有史以来南方政权战胜北方政权的开始,这标志着南中国的崛起!明以后的几次改朝换代,除了清代明是周边民族满族所为应另作别论外,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1927年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无不是以南方革命党人为主要力量而完成的,其主要发动者和领导人皆来自南方,且不少是来自广东、湖南等经济发展较晚的地区。然则南胜北现象的出现,又绝非偶然,它是中国南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结果。南中国经济的优势,必然要为南中国带来政治和军事的优势!
  时至现代,以湖南韶山冲的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居西北而临东南,战胜了以浙江溪口镇的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建立起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北对立而北胜南,历史又一次为我们重现了过去的循环。而延安宝塔山下走出的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子弟兵,竟得荡灭南京“总统府”号令的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靠的还是人和,这也正应了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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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大体指今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云贵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
  (2)这种形式的南北对立,详拙著《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第四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下文重论形势,有关战事及疆域变迁的具体史实详见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第一、二章,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
  (4)《宋书·索虏传》“史臣曰”:“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
  (5)《六朝通鉴博议》卷二。
  (6)《晋书·蔡谟传》。
  (7)按此种战略,在北魏以前尚颇奏效;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改逐城强攻为分兵略地后,南朝重镇要地的地位有所下降,防御体系亦难以再保完整。然而,固守重镇要地,使其成为前线的后方,既予敌以后顾之忧,又可切断敌军的退路,仍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8)《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9)此二道为东路与中路,又有西路,自益州入汉中,指关中,与东路及中路互相策应。
  (10)(11)(36)(53)(58)《六朝通鉴博议》卷一。
  (12)(16)《六朝通鉴博议》卷七。
  (13)(18)《晋书·慕容德载记》。
  (14)《宋书·垣护之传》。
  (1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17)《宋书·萧思话传》。
  (19)《资治通鉴》卷一○二太和四年。
  (20)(29)(30)(51)《六朝通鉴博议》卷九。
  (21)(23)《魏书·尉元传》。
  (22)《宋书·王玄谟传》。
  (24)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八河南下徐州。
  (25)《晋书·伏滔传》,《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江南三寿州。
  (26)《魏书·源怀传》。
  (27) (42)《宋书·自序》。
  (28)《陈书·吴明彻传》。
  (31)(32)《魏书·高闾传》。
  (33)(40)(45)(46)《南齐书·州郡志》。
  (34)《南齐书·州郡志》。“三关”即平靖、武阳、黄岘,分别在今河南信阳市西南、南、东南。
  (35)《六朝通鉴博议》卷八。
  (37)《陈书·樊毅传》。
  (38)《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采石条引陆游语:“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
  (39)(41)《宋书·刘延孙传》。
  (43)《晋书·庾翼传》。
  (44)(47)(55)《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48)《资治通鉴》卷九六咸康七年。
  (49)《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裴注。
  (50)按晋灭吴、隋平陈两次统一的关键,都在巴蜀。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大抵吴蜀相应如左右手,苟与人斗,左手虽奋,而右无以应之,则不可望其能胜也。如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东晋以平李势,宋武必平谯纵,至于齐梁而无西顾之忧,其间惟陈氏无蜀。是以魏取西蜀,晋既代魏而因以平吴;周取萧,隋既代周而因之入陈。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晋与隋耳,则皆以无蜀而亡。然孙氏虽无蜀而荆州无恙,陈既无蜀又无荆州,故孙氏之祸迟,陈氏之祸速。”

  (52)《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54)《读史方舆纪要》江南序。
  (56)《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资治通鉴》卷七○黄初六年。
  (57)习语称三国鼎立。其实三国鼎立,蜀汉只是一小伙伴而已,三国历史的主线是孙吴与曹魏的对峙,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南北对抗。孙吴与蜀汉又常常相互联合呼应,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曹魏,这更显示出三国时期的南北对抗局面。
  (59)《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60)《六朝通鉴博议》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