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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贤在新大陆建立新罗马共和国!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者,是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发展的关键人物。在其着作《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不仅阐述了共和国,且认为它们优于君主国,断定“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共和主义观点和思想,例如宪政的价值和可行性,自由对于共和国的重要性,执政者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公民品德的培养等等,这些都是后马基雅维利时代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共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甚至“民主的马基雅维利”。

“共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在西方由来已久:早在 17 世纪英国的共和派那里,马基雅维利便被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艺术家”(哈林顿);其后,斯宾诺莎将他视为自由的维护者。不过,马基雅维利的自由首先是指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自由权利。这一点在主张共和主义的美国制宪者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认为民主下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它不但戕害了自由,也最终会颠覆民主本身。所以美国宪法的原旨就是“共和”主义,只有共和,才能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又可以实现国家的光荣,正如托克维尔后来所称赞的,通过联邦共和制度,建国之父的理想实现了,“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但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确立后不久,便受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势力的挤压,宪法中的共和原则与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代表的新罗马共和派开始了“共和主义复兴”的学术运动,希望找到宪法中的共和主义传统,来扞卫美利坚共和国的共和宪法。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近代第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使得源于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开始具有现代特征,并被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哈林顿等人继承和发扬光大,继而又影响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石,故马基雅维利又被誉为美国共和宪法思想之父,也因此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是美国政治中最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共和制度必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波考克认为,美国政制是建立在“古典共和主义”基础上的,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后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弥赛亚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不仅对许多欧美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通过马基雅维利主义视角来解读美国共和宪制精神,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制宪者何以最终选择稳定、强大、辉煌的罗马共和为原型和典范,并以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创造了它的近代制度表现形式——美国宪法作为通向自由的最佳制度;并可以从中证明出马基雅维利对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意义。

一、共和宪政之灵魂:自由精神

马基雅维利,“对他而言,自由乃是其根本的政治理念”。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观念首先是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从而能抵御外来的威胁。他心目中的“自由”其实等同于自治和国家的独立。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诠释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处境,所以他的共和思想是对时代脉络的一种把握。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观念其次是建立共和政体,人民积极参政,实施自治。他认为共和体制是人民自由最可靠的保障,而在自由的共和国中,人民可以取得更多的财富和土地,这是因为:“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在共和国,这种共同利益便得不到尊重,因为它完全是为公众而存在,它也许会伤害这人或那人,然而它的受益者如此之多,所以他们总是站在它这一边,反对少数受害者的偏见。在有君主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令他惬意者一般有损于城邦;适合城邦者则有损于他。”因此,共和体制是自由、国家利益的保证,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最佳途径。但马基雅维利无论是对国家独立的向往,还是对共和政体的推崇,这里所指的自由都是国家的自由。诚如霍布斯所说:“古代希腊罗马人的哲学与史籍以及接受了他们全部政治学说的人的着述中所经常推崇的自由,是国家的‘自由’。”这个国家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观念还包含个人自由,即自由主义所说的消极自由。自由体制的共同利益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物品,而不必有任何猜疑,能够不为妻儿的名誉担心,也不必为自己担惊受怕”。马基雅维利的个人自由是指公民的生活状态和积极地参加公共事务。在共和国里,个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而其他的社会行为亦没有对个体强加任何限制。当然,马基雅维利所阐述的个人自由更多的是侧重于公民可以自由地参加共和国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这符合古典共和主义的语境。

总之,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相辅相成,只有公民自由积极参加公共事务,才能养成公民的美德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同时,只有国家独立强大,个人的自由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但是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的自由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因为他的共和思想是以城邦国家为依托的。城邦首先必须是自由的,其次个人才会有自由,离开了城邦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国家自由的优先论彰显了马基雅维利共和思想的“古典性”,从而与现代自由主义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观区别开来。

马基雅维利的古典共和自由思想是美国建国之父们共和自由思想的模板渊源。美国立法者对“自由政制”极为推崇,建国之父正是凭借着对自由的信仰、热爱和希望,使得美国以现代共和主义立国,故“自由”是其根本原则。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自由”就反复出现过很多次,但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性,即可指公共的自由,也可指个体的自由。贡斯当将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个人对集体权威完全服从,强调集体性自由;而现代人的自由是拥有制度保障的私人自由。伯林也将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区别有些类似于贡斯当和伯林对自由的区分。马基雅维利的古典共和政制追求的是政治(国家)自由,而现代共和政制追求的是个人自由。而美国立宪者所确立的共和主义“自由政制”所致力的主要目标是个人所拥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立法者对“共和主义”和“自由”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立宪者所确立的“新秩序”——现代共和主义的“自由政制”,是置身于西方政治文明的传统中,“是西方自由子孙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是扎根于新自由精神之上的新自由政制。

美国所确立的“自由政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保护私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促进积极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权和领导权,以便在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相对平衡。而“自治“则是美国共和主义自由在政治上最集中的体现,也就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中所说到的“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美国立法者认为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自由的共和国是个人自由的前提与基础,“自由政制”可以维护人类的荣耀,并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他的失败则会是全人类的不幸。然而最能体现美国自由共和精神的就是建国者们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实用而包容的政制架构。

不管是世事易变,沧海桑田,这种政制依然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基雅维利认为,建立一个国家需要“新君主”,但维持一个国家,尤其是共和国,最需要的却是具有共和精神、热爱自由的人民。虽然在美国立国制宪的一些根本大原则上,反联邦党人对温情脉脉的小共和国的推崇等观点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反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并没有因为在制宪辩论中失败而消亡,而且他们的一些想法也被吸收和融合到了建国宪法思想当中。如美国总统杰弗逊算不上一个反联邦党人,但他对民主主义的忠诚和对强大联邦权力的怀疑,可以部分地支持反联邦党人的立场。他认为新宪法缺少权利法案,在 1791 年,权利法案加入宪法,这不仅是反联邦党人最可得意的胜利果实,也构成了 200 年来美国宪法体制的一个核心。另外反联邦党人关注公众基本自由和权力,忧虑强大政府以正义为名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认为拟议宪法没有体现共和主义的精神,具有过强的精英化贵族化倾向,最终也迫使美国宪法对贵族爵位的放弃。斯托林在《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中提醒人们:“尽管不无悖谬之处,反联邦党人合当厕身于建国之父的行列……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时时记起,反联邦党人对我们必有以教之。”

也许,正是反联邦党人与联邦党人之间的针锋相对和自由辩论,才让美国宪法日趋完善。同样,美国所建立的现代共和政制,也为人民的自由权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美国国家的建构行为本身,正如斯托林所说,“美国起于共识而存于争议”。在共和主义政体下,个人权利、荣耀与自由正是通过公民对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也正是在公民的这种积极参与之中,自由的共和国才能实现和维持。自由的国家是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美国宪法的目的在于造就一个自由的美利坚共和国,在自由国家的干预与管理中,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共和精神的核心就是对于自由和公益的热爱。

二、共和政体之构成要素:人性与美德

古典共和主义者其实对人性持有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则根本可以说一种人性恶论,他在《论李维》中说:“看到一个民族长期保持着相同的习俗,始终贪婪或欺诈成性,有着这样那样的恶行或美德。”这种人性恶也反映在他对共和国公民的分析中:“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有自由的机会,他们就总是要利用他们灵魂中的恶……除非出于必要,人从来不做任何好的事情[1]54。”他将与公民美德相反的倾向称为“腐败”。不过正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重视,才使他得以与中世纪那些持尊神轻人思想的学者们分道扬镳。斯金纳也指出,“在《李维史论》中,他不仅关注个人的品德,也关注这样一个概念:公民全体也可以表现出同样的品质”。在维持共和国的自由方面,马基雅维利一再强调不能仅仅寄望于“一个人的德行”,真正重要的是公民美德,因为一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会使仁政无从实施。马基雅维利所倡导的公民美德实际上是爱国心和热心公益的精神。

那么既然共和国的自由、伟大与荣耀需要公民美德,而人的天然倾向却是“腐败”,那么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应该如何改变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而养成、培育和维持公民美德呢?首先马基雅维利希望借助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和社凤凰彩票会习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相信“人们因为害怕惩罚而变得更好和不那么有野心”,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法律本身并不足以维系公民美德。就人性的多变而言,如果缺少一种崇尚美德的社会氛围和约定俗成的力量加以训诫,美德很难维持久远。“良好风俗之存续,需要法律;同理,法律之得到遵从,也需要良好的风俗”。良好的习俗或道德是共和国的法律能够得到执行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宗教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的关系上还存在争议。虽然他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慈爱、怜悯、爱上帝、宽恕敌人等观点是相信来世的信条,这必然会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禁锢人们的自由。人们如果选择过基督教徒的生活,注定被那些强悍而聪明、野心勃勃的人们所利用和奴役。但是他还是很重视宗教的作用的,“基督教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道”。只不过他重视的并不是宗教自身的真理性,而是宗教的政治功能,即实用性。他认为当共和国的公民美德转变成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社会习俗,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时,这样的美德才能获得牢固的社会基础。最后是优秀公民在激发普通公民的德行方面的榜样力量。马基雅维利认为伟大的公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榜样和有德行的作为”恢复城邦的制度和力量,“那个人的那些德行具有如此大的名声和如此强大的榜样力量,以致好人希望模仿它们,坏人则羞于维持与它相反的生活”。

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对美国制宪者们产生了重大影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地指出:“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公民美德的培养就必不可少。美国道德培养与宗教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属于一种清教徒文化。清教徒们宣扬的勤奋、诚实、节俭、谦卑和节制等伦理观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动力。美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道德观念与民主联结在一起,他们一直认为民主与自由是他们建国的基础,而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要使民主与自由持续下去,则有赖于公民的良好品德和正确行为。美国政治领导人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积极编着群众性教材来宣传共和思想,广泛讨论如何做人、处世等道德问题,呼吁人人应有善良的品德,他的道德观念后来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和伦理标准。共和国的领袖们所提出的自由、民主的道德要求尊重个人的尊严,崇尚个人的自由和机会均等以及平等的参与权等等。

美国制宪者认为政府是基于人性恶而成立的,人们在行使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就会体现人性的弱点,那么公民的德行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治精英的公民德行,另一方面又设计了更加严格的宪政制度,以保证人民的公民美德。虽然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几个好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但是建国政治精英们仍期望通过制度设计和公民美德的双项保障和激励机制来维持共和宪政制度。在他们的眼中,公民美德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宪法中的种种制度设计也是为了促进、维持公民美德以防止美德的堕落,如代议制度产生的总统、议员和联邦法官都代表着公民的美德,避开私利而致力于公益的追求。缔造者认为共和国的根基是公民美德为核心的合格公民,人们的美好生活取决于人民的公民美德,若无公民美德,最好的制度也最终会衰败。共和制度本身也是对公民美德的奖惩,比如弹劾制度使得制度的惩罚威慑和道德上的羞辱相结合,可以促进公民的良好动机。美国宪政通过制度偏好来控制公民美德的衰败,在激发公民美德生长的同时,从而更好地维持了共和政体的稳定。

三、共和宪政的制度设计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典共和主义者的基本政制主张是混合政体,马基雅维利在分析罗马的政体时也继承了古典政体学说中关于政体分类、循环、比较以及混合的看法,指出任何一种单一体制都不能长久存在,而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共和政体则可以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如罗马共和国政制架构中执政官代表王制因素、元老院代表贵族因素、保民官等代表民主因素,“由凤凰彩票于三种统治形态各得其所,此后共和国的国体更加稳固。命运对它如此眷顾,虽然经历了从君主统治到贵族统治再到平民的统治,……但它在授权于贵族时,未全然放弃君主制的品质;在授权于平民时,亦未攫尽贵族的权力。在这一混合体制下,它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不过在混合政体中,马基雅维利更加偏好以君主权力为核心,这体现在紧急状态下的罗马独裁官制度。马基雅维利是赞成独裁制的开先河者,不过他并没有将独裁和民主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他们可以互惠互利。对于有益的共和主义制度来说,独裁官是其常规因素之缺陷的克星。独裁体制能够使共和国虽无君主,却能受益于这种“王权”,这是因为世事多变,共和国需要运用强大的执行权使其秩序焕发活力。如今,强大的执行权是现代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特征,令人骄傲的现代民主制对一人统治的容忍,多少应归功于马基雅维利的以君主为核心的混合政体观。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国既要反对专制,又要接受专制统治。为了维护自由,它必须依靠自己的法律和宪政。不过马基雅维利所谓“法律”,实际上是指一种宪政制度,而不是今天人们心目中具体的成文法,对法律的辩护决不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利。今天西方所说的“法律”,通常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以自由主义为主导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司法体系,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罗马共和国的宪政结构中,立法、司法、行政这 3 种不同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司法权力的地位尤其缺乏严格的独立性,没有将宪法实现司法化和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元老院、执政官、行政官等都分享着这一权力,三权之间的均衡取决于精英的政治智慧与道德自律。

约翰·亚当斯等美国制宪者为了美国人民的幸福而反复权衡,将洛克的“有限政府”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等理论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理性选择了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好处的共和政体,美国宪制中的总统、参议院、联邦法院、众议院设计体现了这 3 种制度的混合与综合考量,这是一种混合比例政体和稳定的政府组织形式。联邦党人认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故他们将罗马共和国的混合均衡宪政制度发展成为美国宪法中的联邦主义三权分立制衡制度。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为基础的宪政体系构成了有限政府的技术基础。在遵循宪法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议会拥有立法权,且两院相互控制;行政机构实施法律,并拥有对议会立法的有限否决权,但它的行政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法院拥有解释宪法和审判量刑的巨大权力,而它们的权力亦受到人民陪审团和辩护律师的有力调控。三权分立制衡制度将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是为了相互制约和有效地防止权力集中与滥用,以保障个人权利、自由和权力的平衡,而联邦主义又深化了权力之间的控制与平衡。美国的建国之父所设立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就是要给当政者制造些麻烦,使他们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那么好使。

美国宪法最终确立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是对政治权力进行了横向划分。而在纵向分权方面,美国选择了联邦制,即实行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这一体制既可以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权,使各州也拥有相当多的权力,以防止联邦政府的权力过大。美国宪法确立的这种联邦制实质上是一种双重主权的国家形式,又被称为复合共和制,这是美国的首创,它能够有效地调整当时美国联邦与州的关系。宪法对于联邦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地方的相关权力则留给了各州。因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的权力,双方互不侵犯,但又可以相互牵制,这样就能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这种纵向分权的结构使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能分享人民的主权,各自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个人权利不受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侵犯,从而使人民的权力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保障。

四、共和、宪政与民主

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第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其自由共和宪政的思想与理论对美国共和宪政与民主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美国联邦党人的共和思想有限地保留了古典共和概念中的积极公民和民主,但用代议民主取代直接民主,并将共和有效地纳入宪政框架。所谓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的本质就是限政,即宪政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有了明确的界限,民主和相互制衡的政治权力都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运作而不能超越宪法规定的范围,任何最高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民主与宪政服务于同一组价值,各自填充了对方的道德蕴涵;宪政把价值和规则藏在程序和规则之中,为民主提供制度形式。当然,宪政框架与民主之间是有矛盾的:代议制民主代表大众利益来行使政治权利,而宪政恰恰是对政治权利的一种约束机制。宪政主义担心将权力交给人民,而多数人的意志很有可能会不受任何约束而发展为无限权力;那时,民主就将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并导致威权政治。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张力则为共和政体提供了动力,而宪政则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得到各方共同认可的、调和一切冲突的宪政制度。若无宪政,民主易沦为无休止的非理性党争,政治秩序和个人自由就无从保障,国家缺乏足够的凝聚力,没有宪政的社会往往面临着两个相反的结局,即治与乱的循环。没有民主,宪政也就因为失去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而走向僵化,宪政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就会变形。而宪法则可以调整民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代议民主下,权威的基础在于人们。而且这种权威是通过成文宪法表达出来;而宪法又成为权威的最根本的法律来源。成文宪法划定政府及不同部门之间的界限、官员产生的方式,确保这些制度各自的独立和完整。共和、宪政和民主在现代政体中的分量同等重要、相互补充、不可替代和不可偏废。现代的共和是民主、宪政的,共和理想的落实离不开宪政、民主的制度,而民主、宪政又不独立包含共和理想。所以,共和离不开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也离不开共和。共和、宪政与民主三者融合而成的新型政体通过机会平等的制度安排,让所有公民,尤其下层民众,最大限度地把握改进自身权益的可能性,通过保护每个个人的自由,带来全社会的繁荣。宪政与民主是相连的,是联邦党人共和观念中的不可或缺因素。正如考文所说:“对于宪政政府的信仰是美国传统的核心。当美国宣誓忠于民主时,他们指的是宪政的民主,即根据一种成文宪法分配政治权力且权力行使者受制于法治的政体。”把共和的理想融入民主、宪政的共和政体是美国联邦党人们的梦想,同时也是永无止境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仅很好地总结阐述了古罗马共和国的精致而完善的共和制度,并且为近现代学者乃至当代学者提供了共和思想的理论源泉与一个全新的视角。他的共和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引来一拨又一拨的学者为之探索、发掘。哈林顿称马基雅维利为真正懂得近代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则从政治制度上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分权制衡的思想,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等更是将马基雅维利的共和思想付诸于立国实践。美国制宪者为美国人民制定的是一部“共和”制的宪法,而以混合均衡为标志的共和宪制被认为是制宪者们为美国人民选择达致自由与幸福的生活方式和宪法框架。共和宪政思想深入美国人的骨髓,美国人民对宪法的这种“宗教性”崇拜正是美国宪政文化的核心。美国从世界文明边缘弱国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无疑有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共和、宪政与民主。共和、宪政与民主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长期的相对稳定与强大,并持续维护着美国的政治之基。美国的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更是美国人们奉献给现代世界各国的最大制度创新。正如美国着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所说:“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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