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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毒:最牛商人之死


  商人玩政治,利润极高,这是中国的政商关系史不断证明了的。  在极其擅长“装”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利益驱动直言不讳。《战国策》曾经记载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回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凤凰彩票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商人吕不韦的确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无数”的“立国”生意。日后,他也的确从这桩生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括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运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  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跨越政商两界。  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世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经商主要是为了全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经商似乎仅仅是谋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声势浩大,成为商界典范甚至后世的财神;胶鬲后来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政商关系得当,因此得以善终的典范。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不同:吕、桑二人,都是商贾出身,而后入仕,最终,两人都死于政治。  四人对比,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  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进展顺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质回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达到顶峰。  与吕不韦主动贴近政治、要做“立国”生意不同,桑弘羊的从政则是别无选择的“童子功”:作为商人之子,他在13岁的时候,因心算能力,而被选入政府担任“侍中”,成为日后汉武帝的亲近之人。史料没有过多谈及桑家的境况,但毫无疑问,“商人”与其说是桑弘羊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家庭背景。从13岁进入体制,直到73岁被杀,60年来桑弘羊实际上一直都在体制内,并没有当过一天的“商人”,依靠对官俸及赏赐收入进行有效经营而致富,他在晚年的自述中曾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能进入体制,最初就是因为其心算能力(“心计”),其后能飞黄腾达,则是因为其在经济管理(“言利”)方面的才华。从30多岁与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商孔仅一起,被汉武帝任用参与经济改革开始,桑弘羊在体制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侍中”,到“大农丞”“治粟都尉”“左庶长”“御史大夫”,到最后的托孤大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与吕不韦的确堪有一比。  汉武帝的不朽武功,与桑弘羊为其操盘运作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  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但匈奴问题不解决,国防危机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举措,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或者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不同,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并且毫不忌讳对商人阶层进行打压、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大力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商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及质量问题。在桑弘羊接手之后,以官易商,大力整顿,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显著。桑弘羊后来总结认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贡品,不必非要到处采购贡品——因为中央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出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市价,另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统一调运、出售获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进行调整,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或者过高。  进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铸币原料,统一货币质量标准,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定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财产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抓住财富的七寸。历史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虽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着经商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标;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  盛极而衰,乃千古定律。  吕不韦成了相国之后,根据司马迁的八卦记载,不断与太后通奸——那本是他的姬妾嘛,但太后在这方面过于旺盛,吕相国有点吃不消,就给太后推荐了一位猛男嫪毐,伪装成宦官,藏于宫中。后来嫪毐甚至与太后生下两子,阴谋夺位,被嬴政发现,灭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  嬴政本想杀吕不韦,但考虑其功劳至大,仅仅罢免。吕不韦离开京城咸阳被贬斥到河南之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这样强大的人脉,令秦王嬴政“恐其为变”,于是写了一封信问吕不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要将吕不韦全家流放蜀地。吕不韦惊恐之下,饮酖而死。  至此,一场大买卖以破产结束。不知吕不韦在弥留之际,是否也感慨“立国之赢无数”的背后,也有“无数”的风险。  桑弘羊的改革,对于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不仅是在断人财路,甚至也是在断人生路。这些人的愤怒,不敢对着体制、对着皇帝发泄,自然要冲着桑弘羊们,以至于连天降大旱,都有所谓“烹弘羊,天乃雨”的说法。不过,这些人没有“杀羊”的资源与能力。  桑弘羊最后的悲剧,是因为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卷入了与大将军霍光的政治斗争之中。首先,他们在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经过武帝时期的长期征战,一些大臣提出应该休养生息,霍光对此表示同意,但在60多名高干参与的中央全会上,桑弘羊与霍光等人在盐铁官营等财经政策、匈奴和战等国防政策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史称“盐铁会议”。其次,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桑弘羊卷入了另一辅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策动的政变,终因败露而遭诛杀并灭族。  吕不韦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可以肯定,绝非因为八卦问题。一方面,所谓秦王嬴政是他亲生之子,以及他在太后与嫪毐的淫乱中所扮演的皮条客身份,史家一直存疑。另一方面,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即便秦王对嫪毐动手,也并非出于净化宫闱,而在于嫪毐试图夺位。  吕不韦被清算,关键是与秦王发生了根本的权力冲突。  吕不韦投资“立国”的收益,不仅在于获得了十万户的封邑,及家僮万人,也不在于当上了秦国的总理,而在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第一轮IPO成功时,子楚即位,人过中年,加上早年在赵国当人质尝尽苦头,在酒色上进行报复性的弥补,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务,都是吕不韦一手掌控。第二轮IPO,嬴政即位,年纪很小,“委国事大臣”,仍是吕不韦当国。前后算起来,吕不韦当国总共13年之久,而在这13年中,从经济建设到外交、战争,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因此郭沫若曾评价说:“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问题在于,如果吕不韦也能带领秦国统一中华,那在嬴政眼中,这个天下又是谁人的天下呢?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其实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进而试图以理论建树来影响、甚至捆绑嬴政。冲突的迹象比比皆是:  一、吕不韦为了编书,集纳了食客3000人,表面上是效仿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礼贤下士,汇集英才,但私人势力如此强大,秦王嬴政将有何感想?  二、《吕氏春秋》成书,洋洋20多万字,吕不韦将书放到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样的做派,既是为新书做广告,又是示好天下英才。吕不韦早已是秦国的“政治权威”,如此大树“理论权威”的架势,秦王嬴政当做何感想?  三、《吕氏春秋》成书当年是嬴政即位8年,次年嬴政就要举行“冠礼”,随后亲政。这样的时机选择,不会是巧合。吕不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自己的理论约束即将亲政的嬴政。他在书中直言编撰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秦王甘心受吕不韦的约束吗?  四、《吕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国思路,与商鞅以来的秦政相左,尤其提倡对君王的权力进行极大的限制,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以无为为纲纪”,国君要“处虚”,“无智,无能,无为”,不必过问具体的政务,只须用力选拔人才和考察人才。关于《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郭沫若整理为五个方面:第一,反对家天下;第二,尊重民意;第三,赞成哲人政治;第四,讴歌禅让;第五,主张君主无为。对照嬴政后来的做派,可谓南辕北撤。后人论述《吕氏春秋》,多有提及对相权的鼓励及对君权的限制,这不仅是两种治国思路的比拼,也是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两人现实权力斗争的反应。  从司马迁记载的文本来看,秦王决定动手,是因为吕不韦被贬斥之后,依然“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影响力,被贬斥之后,吕不韦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更深一层的问题接踵而至,吕不韦有无可能避免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考察史实,结果并不乐观:吕不韦虽然掌权13年,却并未真正掌握最为核心的军权,他所接纳的3000食客,亦无武才,关键时刻,连孟尝君麾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不如;在政权上,他所举荐的嫪毐长期与他分庭抗礼,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嬴政亲政前,太后-嫪毐与嬴政-吕不韦成为两个竞争的团体,十分类似晚清所谓的后党与帝党。  一个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人,却试图高调地对最高领导者施加约束性的影响,他的高调,无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  最后要了桑弘羊和家族性命的,有两个根本原因:  一、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究要谢幕,谢幕时就需要一只大羔羊作为献祭,以便对冲“伟大”的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残酷甚至血腥。当时代已经不需要改革者的智慧时,改革者的脑袋或许就是最后一点还可利用的资产。  二、真正有能力要杀“羊”、也最后真正杀了“羊”的,其实都不是他所从事的经济改革的受损者,而在于另一群即便从他的改革中受益、却依然愤恨他挡了路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有着远比他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及更为决绝的杀伐之心。  当桑弘羊投身汉武帝的改革大业时,他应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遇与商鞅一样的下场,甚至连死法都一样残酷:商鞅是被“车裂”而死,桑弘羊则是被“烹”而亡,两人都被灭族。  无论是商鞅还是桑弘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大时代的开拓者、乃至缔造者之一,他们对此也都有着确定无误的自我定位。然而,如同国史上任何谋士一样,他们长于为人谋、为国谋,却未必长于为己谋,最后落个悲惨而死。  相比吕不韦,桑弘羊的结局多少有些委屈。他所活跃的汉武帝时代,无疑是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巅峰之一。巅峰时凤凰彩票刻的最伟大杰作,就是主动出击匈奴,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边患。而在这场连绵数十年的卫国战争之中,沙场领军、决胜千里的卫青、霍去病被后世尊为英雄,筹集钱粮、运筹帷幄的桑弘羊却被当作“言利小人”及“聚敛之臣”而落下千古骂名。这无疑凸显了中国历朝史家的伪善:他们以为、或假装以为,伟大的战争可以脱离“言利”及“聚敛”,可以仅靠军事而不靠经济,可以仅靠军人而不靠商人。后世如北宋著名公知苏轼,因作品中多有对古英雄的赞美而被普遍当作“豪放派”词人,却也极为刻薄地评价桑弘羊:“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他根本就没搞清:没有桑弘羊这样的“蛆蝇粪秽”,哪里能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灿烂的鲜花盛开呢?  吕不韦和桑弘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政治本不是他们的游戏,却过于入戏、过于当真了。  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本来于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着玩着他却当真了,放弃了商人的本分与初衷,却又缺乏职业政客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与狠劲;桑弘羊虽然终身为官,毕竟只是商人家庭的子弟,官当得久了,他居然真以为自己成为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以至于要鞠躬尽瘁。  两人都当真了,不懂得急流勇退。更为麻烦的是,两人的影响力,正符合管仲当年对“二君二王”的顾虑,成为政权实际上的第二个权力核心。一山岂容二虎,这才是惹来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空有雄心,却无狠劲;空有财富,却无寸铁;空有高位,却无走卒。商人越位如此,不杀你杀谁?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