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 > 精华帖文 >


杜君立: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1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还是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凤凰彩票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


-
2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希特勒斯大林那种“极端的邪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 “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醒人们警惕“平庸的邪恶”。艾希曼1932年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成员。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艾希曼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后,艾希曼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他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都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阿伦特提出了良心思考之间的关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古代的极权统治是不让人们接受教育,现代的极权统治是让人们只能接受它指定的某一种教育。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极权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精神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极权主义唯一的不幸是,一群侏儒永远无法成就真正伟大的历史。

-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德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执行希特勒的计划,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而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符合人性、什么事情不符合人性的判断力。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社会的整体性的平庸的邪恶,才是犹太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自己把自己设置成为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中人们常常是不自觉地走向奴役之路。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说:“启蒙的缺陷只能靠强化启蒙来弥补。”当自由成为一种禁忌游戏时,启蒙往往很难发生,奴才孕育不出自由的种子。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几年之后开禁了,“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但人们还是只玩尖脚猫游戏。这让那些官员们很失望,为了鼓励人们走向自由,他甚至下令禁止尖脚猫。人们开始反抗,仍然继续玩尖脚猫游戏。

对当下中国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现代宣传技术对极权主义来说是为虎作伥。它以垄断形式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只有好的才呈现出来。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解释时,傻瓜们就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


-
4

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 “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 “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个残酷的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斯坦福监狱实验残酷地验证了哈维尔的一段话:“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他还说:“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在《罗马尼亚》一文中,马内阿无情地揭露了独裁者对权力的滥用:“到处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人们不断丧失自我。”他的《审查者报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权力小丑并不是任人嘲笑的真正的傻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城堡》更刻骨地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和邪恶。极权主义就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审判》中的K陷进的是一台巨大的权力机器,任何人都必须依赖它和赞同它,任何不服从都是一种罪恶。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用管理取代统治,用权力取代法律。一个人一旦陷入官僚机构,那么他就已经处于非法状态,他所有的行为都与法律无关,更与正义无关,他需要关注的只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和权力的来源。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官僚主义是一种与法律的支配相反的、通过命令进行支配的黑色体制。同时,这些命令通常都是保密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偷偷进行,因此也就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和正常的解释。在极权主义语境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统治自己。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的政治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和历史。《审判》中的K始终没有找到“法律”。《城堡》中的居民都在神秘而恐怖的权力面前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故意使权限变得极为含糊而不明确,因为“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因为极权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来自恐怖,而神秘是恐怖的来源,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怖也将难以存在。黑暗掩护了一切罪恶的勾当,因此极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透明和阳光也就成为极权主义的死敌。

官僚主义不一定就是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离不开官僚主义,二者总是相伴而生互相依存。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

集中营无疑是官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最完美合作。集中营的目标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集中营模式可以轻易地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步首先取消人的法律人格,然后摧毁人的道德人格,这样他们就不再有个体意识,也失去了自发行动或抵抗能力。这些集中营的“合格品”就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5/25 1:29:50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