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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指导的一种创新理论

圆理论

题记:揭示认识的奥秘,展现真理的本相


内容提要:非圆即缺,圆满意味着没有缺损。世界上最美的图形是圆形。世间所有的真理就组成了这样一种圆形。借助于这种圆形,我们可以了解真理的存在形态和内在关系。任何一个真理都不过是真理之圆上的一个点;任何一套理论,都不过是真理之圆上的一条线。我们包容一切真理,同时又怀疑任何一个真理的、一套理论的唯一正确性。对于真理,我们既要有包容精神,又要有批判精神;既要指出其片面性的倾向,又要有意识地为其找到合适的位置,镶嵌在璀灿的真理之圆上。值得我们信仰的是,不是某种理论,而是全部理论构成的真理之圆。随着理性的完善和真理的发现。人类的最终选择是,将各种各样的真理烂熟于心,努力达到理性直觉的认识境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灵性地选择,体验那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快慰之感。

目 录

序言
1、何谓“圆理论”
2、圆理论的由来
3、人类认识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4、人类认识包括哪些内容
5、人类的认识的五层境界
6、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一
7、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二
8、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三
9、圆理论基本原理之四
10、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五
11、圆理论基本原理之六
12、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七
13、圆理论基本原理之八
14、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九
15、圆理论基本原理之十
16、圆理论的意义
17、圆理论的表现形式
18、圆理论与实践
19、圆理论是建设大同世界的哲学基础

序言

作为具有高级智慧的理性的动物,人们在生活中总是离不开一个“理”字。领袖人物有他们的大道理,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小道理。考虑问题,无形中有一种“理”潜在地引导、规范、约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力图说出某个“理”;办事的时候,我们要遵循一定的“理”。社会科学讲究事理,自然科学讲究物理,精神科学讲究心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所有学问都是为着追求、发现、解释、说明各种各样的“理”。
据说有两个小和尚辩论问题,谁也不服谁,找到第三个小和尚评理。他听来听去,最后说,你们谁也不对。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把自己的道理向他说了一遍,老和尚说,你是对的呀。另一个小和尚也把自己的道理向老和尚说了一遍,老和尚说,你也是对的呀。最后给他们评理的小和尚说,那就是我错了。老和尚对他说,你也是对的,走,咱们一起喝茶去。
“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令人说不清道不明。正所谓“人嘴两扇皮,咋说咋有理”。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实在很难理解这个理。
在对人们按理去想、按理去说、按理去做的过程进行一番认真的考究后,笔者吃惊地发现,人们在道理的旗帜下,居然也在重复着愚蠢的错误:争论问题旷日持久,看上去很热闹,然而,由于概念所指的差异,实际上并不交锋;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其实所持道理各有存在的理由。许多看上去是正确的观点,可当一种与之相左的观点出现后,你不能不觉得也很有道理。本来是按照一定的道理去做,结果却并不理想......道理值得研究,而关于道理的道理,即道理本身以及道理与道理之间的本质联系,更有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应该说,每一个思考者都在努力寻找道理,而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生发出对于道理本身的追问。在所有道理中,有关道理的道理则属于更高层次的东西了。通过对认识活动的考察,通过对各种各样的“道理”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我将在这里就真理的本相提出一种全新的解说。如果你能认真阅读,细心体会,相信你一定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发出“原来如此”的慨叹,而你的思想境界也一定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我愿意以比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财产多一元的价格拍卖这一研究成果。你当然可以把我的这句话看作是一个玩笑,但这玩笑背后的理由却是相当充分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离得开“理”呢?

何谓“圆理论”

我把我的关于真理本相的解说称之为圆理论。所谓圆理论,就是将整个真理看做是一个动态的圆形球体。它不仅仅是一点意见,不仅仅是几条道理,不仅仅是一套理论,也不仅仅是片面之说,而是一种立体、开放、多维度的理论言说。
客观真理是无限的。用辩证法的两点论正说反说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用一条线状的体系(如某某学说、某某体系、某某思想、某某主义)也不足以完整地描述;必须用一种立体的动态的系统理论方能做出理想的描述,而这项工程远非个人,亦非同一思想战线的人力所能及。她需要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来完成。
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内部总有一定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给人以一种“形”的印象。无数的真理彼此间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并构成一定的图形。
在宏观上,全部真理构成一个圆形。在微观上,在某一具体的问题上,诸多的正确的理论认识也构成一个圆形。
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真理寓藏于认识对象即客观对象之中。客观对象是什么样子,真理就是什么样子。客观事物的形态就是真理的形态。我们说客观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系统,那么真理也应该是系统的。但是,客观事物的千姿百态,方的,圆的,扁的,成规则,不成规则的,真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可否从这千姿百态中抽象出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完美形态呢?
我们从远距离看,无论什么形状的东西,一个人、一台车、一幢楼、一个村庄、一座城市……都不过是一个圆点。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经过研究认为,宇宙中最完美的形式是球形。而人类所居住的大地也应该具备最完美的形式。大地只有呈球形才能适应的“宇宙和谐性”。
圆意味着圆满。与圆相对的是缺,非圆即缺。和其它形状比较起来,最方便我们观察乃至构成更多认识的也是圆形:三角形呈现给我们的是三分之一的面积,正方形呈现给我们的是四分之一的面积,而圆形呈现给我们的是二分之一的面积。作为发光体,作为光源,圆形所提供的相对于其他形状来说,也是最大范围的光照。
最主要的是,当我们把由无数的真理组成的总体结构设想为一个变化着的圆形球体的时候,就可以方便地揭示并说明真理间的若干关系了。

圆理论的由来

我的关于圆理论的最初思考萌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从部队考入某地一个师范学院读书。我读的是中文系,却喜欢理论研究。我做过大量的哲学笔记,以《观点与主张》为题,摘录过众多思想家的论点。并且曾经把各种哲学观点按照其间的关系,一点地一点抄录在一张大纸上。在对这些观点进行反复揣摸过程中,我发现,面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说,甚至有完全对立的解说,而哪一种解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如有的人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你看人都有一种怜悯之心;有的人则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你看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为了这些欲望总是不择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二十多年的资料积累,我按照不同的课题,将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评点,出版了《智者说》一书。
我出生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中国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很少有人提出怀疑的。然而,任何一套理论都仅仅是真理之圆上的线段,不可能像整个真理之圆那样完善。在长时间的学习和理解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发现了其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劳动创造了人,可人以前的动物性活动又不算劳动。究竟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人呢?再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知道人是精神为特征的,那么“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话不又是对于精神作用的一种极端推崇吗?矛盾和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可是,“和实生物”,联合与融合同样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基于这些思考,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我创作了《需要重新认识的60个理论问题》一书。
不仅是那些高深的理论,在普通的老百姓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朴素的哲学思维。一种是“勤俭持家”,相关的结论如“过日子嘛,既要有搂钱的耙子,又要有装钱的匣子。不怕耙子掉了齿,就怕匣子掉了底。”“有米一锅,有柴一灶,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另外一种结论则明显与前一种结论相反,“小钱靠挣,大钱靠命”,“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没有外财不富”,“钱是冤种,越花越涌”。
从怀疑任何一个真理的唯一正确性,到包容任何真理,凡是说到理的,我都加以关注和研究考证。通过对于各种道理的比较分析,我努力为其寻找存在的理由和所处的位置,逐渐去认识各种各样道理之间的关系,并且形成了对于整个道理的总体性的结构认识,最终形成了这里所说的“圆理论”。我相信任何一个道理都不过是森林一木,沧海一粟,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过是一座宏伟大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从不枉称某种教义的信徒,也不会对任何思想家谦卑至极。
到了近些年触网,我把上述观点贴在了“哲学人生”之“哲学论坛”上,很多网友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一位名为闲云野鹤的网友跟贴说:“先生的此文很有哲理,也可以看作是关于真理的‘球喻’”。

人类认识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聪明的领导者在听完下属的汇报,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首先问下属,“你们的意见呢?”“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你们是怎么研究的?”这样做,既显得作风比较民主,又把自己置于一种超逸的评判地位。下属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可以有节制地点点头,再高明的一点的,“提点补充意见”。如果下属的意见不正确,他则可以放肆地嘲弄其愚蠢与无知。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对于情况没有亲自调查了解之前,在支持相应的观点与主张的有关信息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能够就此做出正确的分析评价呢?在支持相应的观点与主张的有关信息之外,人们是否还有一套对其进行分析评价的潜在系统呢?
我以为是有的。这套系统不仅为后来的评价者所具备,而且为提出观点与主张的人所具备。正是这套系统决定其观点与主张的生成与修正。“我感觉挺好”,或者“我感觉不太好”;“我觉得行”,或者“我觉得不行”;尽管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缺乏论据支撑的判断理性色彩不足,还是有其产生的原因和依据的。
认识的形成,观点与主张的形成,并不是单纯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更不是像镜子一样有什么就反射出什么来。简单的“反映说”不足准确地描述认识生成的复杂机制。为什么有人面对客观事物能够做出反映和认识,有些人却不能;有些做出的是正确的反映和认识,有些人却恰好相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像任何事物的产生一样,认识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前提,除了外在的客观事物,就认识主体而言,本身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因素。正是这些条件因素决定着认识的形成。
我们要预知自己和他人可能提出怎样的观点与主张,便可以从决定这种观点与主张的诸类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我们要对自己与他人的观点与主张做出评判,也可以从决定这些观点与主张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和他人尽可能地提出正确的观点与主张,同样需要研究如何完善决定这些观点与主张的因素。那么,这些条件和因素有那些呢?
其一,智力。认识首先是一种智力活动。所以需要把智力因素作为首要的因素。我们说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主要体现在认识能力上。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认识活动并不是由单纯的智力因素决定的。认识活动并非单纯的智力活动。
其二,情感。认识活动不是色彩单调、枯燥乏味的智力活动。其间总是伴随着情感的因素。一个人的情感倾向决定着认识的结果。而情感倾向是由认识主体的立场、角度决定的。对许多人来说,感情上觉得这个人好,便会看不到他的缺点。甚至会把他的缺点看成是优点。相反,感情觉得这个人不好,便看不到他的优点,甚至把他的优点看成是缺点。对一个人来说,你对他感情好,会说他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你对他感情不好,则会说他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不仅情感倾向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人的整个情感状态同样影响着认识。一个人心理灰暗,看什么都会不顺眼,看什么都没有秩序。还有如嫉妒、烦躁、压抑、郁闷、无聊、痛苦、狂怒、精神分散、兴奋、狂喜、心情舒畅、心如静水等等,种种不同的精神状态都会带来不同的认识结果。
其三,性格。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这个人性格太犟,总爱钻牛角尖。这就说明这个人的认识容易偏执。如果一个人性格温和,在认识上则往往会提出模棱两可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性格比较耿直,则会在认识上提出比较鲜明和独到的观点。
其四,价值观。基于人类的本质属性,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人们形成了基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是所谓“做人的根本”,做人的“原则”,是一种所谓的“纲”。这种价值观,体现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看法,因而决定着人们的认识与评价。同样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有些在人们看来却是可耻的,如乱伦、奸淫、盗窃等等,这些都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决定的。
其五,逻辑前置。人们在长期的思维活动中,由一到多,逐渐接受了各种思维活动及其结果隐含着的一种逻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这种习惯本身起着一种导向作用,往往在人们进行思维之前,无形中将人们引向了固定的逻辑路线。
其六,类似道理。人的认识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联系起类似的事物及其道理,这种类似的事物和道理,对人们形成新的认识起着一种触类旁通的比较与借鉴作用,而人们的认识也由此实现了融会贯通。
认识的条件因素固然是复杂的,然而,上述六个方面理应属于比较重要的。

人类认识包括哪些内容

浩瀚历史,芸芸众生,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的生物活动在悠久而广阔的社会舞台上。
从远古到如今,从东方到西方,在一切有人的地方,都有智力活动的踪迹。形形色色的语言体现着、皇皇典籍记录着人类无以胜数的智力活动。那么人类这种智慧的生物究竟有哪些智力活动呢?
按照以往的解说,人类的智力活动不过就是认识和实践。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认真加以总结和归纳,我们还可以说,人类的智力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人类的全部智力活动,所回答和解决的,就是这样三个问题: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
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分析。
第一、是什么?此谓对于事物的本真判断。
例如,这是块石头。
这个人。
就是这么个事。
这是个阴谋。
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下什么定义,完全遵从事物的客观属性。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我们可以对有形的物做出判断,对具体的事物做出判断,但是对于无形的物,抽象的事,就不容易做出判断。这是一条鱼,就是一条鱼。这是一匹马,就是一匹马。这是黑的,那是白的。可是我们面对同一种心志,可以说那是事业心,也可以说是名利思想,说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下面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事例,我们来看一看人们在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时,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上出现的问题: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到北京前门大街,张贴出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
陶铸在《论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到:“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样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蓝天,面对大海。”
陆在大字报中批判说:“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指向蒋介石。”(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之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陆荣根的大字报将原文中的概念牵强附会歪曲到了何种程度。
在审判遇罗克时,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这里有两个概念显然是不能等同的,一个是“姚文元”,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的回答应该说是比较机智的。当然,如果说,“姚文元”一词不能代表,也不能换作“无产阶级司令部”更为针锋相对。
康生说:“过去把刘少奇的国际政策那一套叫做‘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外援助要少—引者注),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该把它叫做三降一灭,三降,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一灭就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康生显然是把“和”的概念与“投降”的概念等同了。将“对外援助少一点”混淆为“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彼此所指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种本原判断同样具有认识的意义。这种判断看似简单,事实上,在不同的情形下有着一定的意义。
比如说,他同是张三和妻子的儿子,当张三夫妻争夺儿子的抚养权时,应该说他们各自的判断既有目的,也各有正确的意义。
在张三殴打儿子时,国家(法律、法院)会说,他是“我”保护的对象。他是你的儿子,也是“祖国的花朵”。
同一事物在不同境况和关系中又有着不同的意味。还那一个人来说:
我们面对着一个人,他究竟是谁呢?
做父亲的说:他是我儿子
做母亲的说:他是我儿子
做妹妹的说:他是哥哥
做儿子的说:他是我爸爸
做妻子的说:他是我丈夫
老师说:他是我学生
朋友说:他是我哥儿们
国家说:他是我的公民
学校说:他是我的学生
商店说:他是我的顾客
对手说:他是敌人
在打官司时,他是当事人
......
一个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任何和这个人发生联系的都可以做出相应的区别于其他的不同的判断。
他(它)究竟是什么?对一个人,对一件事物,我们可以根据他(它)在不同的关系中做出不同的判断和称谓。这种称谓的稳定程度、持续时限,反映着他(它)的基本特征和本质。
本真判断的过程,是一种下定义的过程,是对概念进行比较、权衡、考量的过程。下一个什么定义,确定怎样一个概念才合适,这是本真判断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
本真判断是人们认识活动的起点和基础,首先要下定义,确定概念,才有概念间的各种联系。只有实现了本真判断,才会有明确的情感、立场和观点,才能有进一步的分析和主张。
对一事物的本真判定,并不都是很简单的事情,还存在更复杂的情形。一方面由于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由于不同的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往往导致本真判断上的差异。如枸杞子是食品还是药品?汪精卫是革命者,还是汉奸?这个人功臣还是罪人?他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废物?他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等等,任何简单的判定都可能是不完全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争辩,看上去很热闹,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首先在本真的判断上就存在着歧义。争辩双方所围绕着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2006年5月,互联网上最热闹的一个文化事件,要数北大教授张颐武受到批评一事了。四川成都一份都市报以“北大教授说,孔子不如章子怡”为题刊出报道,文中引用张颐武的两句话,一是“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另一句是:“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在报道的采编手记中,记者特意用“北大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抛出的新锐观点”,来渲染上述说法。报纸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一位网友甚至以“太受伤了!请你们一定要为真正的中国文化说句公道话!”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很多网友纷纷质疑、辱骂张颐武,认为他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不配当北大教授。继而,媒体采访孔子后裔和一些文化学者,进一步批驳上述论点。著名学者魏明伦表示,通过他对国外实际情况的了解,外国人并不像张颐武教授说的那样了解章子怡甚过孔子。“美国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联合国也设立了教育孔子奖,这都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取向。孔子比不上章子怡的观点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甚至就包括了张颐武自己!”魏明伦呼吁大家要正视目前存在的“孔子比不上章子怡”的现象,“我们要对这种现象产生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对畸形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颐武则对此表现出一股悲愤。他说,这两天,自己在杭州考察文化产业,没想到遇到一场无妄之灾,“其实,成都这份报纸引用的部分内容,是我在今年3月份,接受广州一份杂志时所说。全文是说,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来更好地传播。”
比较各方言论,真实的情形应该如此:
2006年4月1日,在《新周刊》关于“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中。北大教授张颐武的确实说了如下一番言论: 
“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么,章子怡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都拿她当封面来报道中国呢。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
张颐武辩解说,我觉得有理智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认为我在说“孔子不如章子怡”。事实胜过无聊的口水。我正在出差,只能这样简短地回应这场闹剧。希望大家回归理智和常识。
张颐武告诉记者,他绝对没有拿孔子与章子怡作比较的意思,更不会得出“孔子不如章子怡”的谬论。他说:“我知道现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我觉得拿‘北大教授’来炒作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在很多外国人眼里,章子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我可以改变的事实。”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一事件定性为一场“闹剧”。因为争辩双方甚至包括所有参与的网友都会肯定这样两个观点:
第一,就大众文化的传播而言,孔子当然是比不上当红影星张子怡的;
第二,就文化的深刻性和高端性而言,张子怡是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
那么,之所以酿成闹剧,其原因仅仅出在概念的表述上。即彼此所指称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教授很委屈,因为他也承认“就文化的深刻性和高端性而言,张子怡是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然而,他原初说过的话“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有毛病没有?有!
姚明和章子怡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吗?普通的美国民众认识了姚明和章子怡,便有了中国文化被了解的效果吗?我们放弃了孔子的书,而去推广姚明和章子怡。便能够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吗?就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内涵和真正效果而言,如何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让大众了解中国姚明和章子怡比孔子当然更快更容易接受。这话说起来是没有毛病的。拿姚明、张子怡比孔子,就其各自在普通大众中的传播来说,前者当然优越于后者——这话也没有毛病。遗憾的是张教授未能这样表述。
就成都的这家晚报而言,也是要承认“就大众文化的传播而言,孔子当然是比不上当红影星张子怡的”,但概括为“孔子不如张子怡”便是大而失当而且容易误导受众了。
总之,彼此所针对的究竟是那一层的意思,双方所争执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是文化本身,还是文化的传播方式。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一事件的积极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注意把话说清楚。
第二,怎么样?其中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事物状态的描述,二是对于事物价值及属性的判断;三是对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及是非对错的判断。
如果说在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上,人们使用的是名词,那么在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上,使用的则是形容词和动词。
例如:
他在吃饭。
萨达姆被执行绞刑。
他搞阴谋。
以上是对于事物状态的描述。
这个石头很硬。
这个人很优秀。
这个事很难办。
这个阴谋很险恶。
——以上都是对于事物价值及属性的判断。
我们再来比较这样两个例子:
这是一张桌子。
它倒在那里。
已经坏了。
我把它劈了当柴烧。

这是一张桌子。
它立在那里。
可以在上面写字。
我把它买回家。
从这两个例子看,后者在价值与属性判断上,似乎是不以形容词为核心词。事实上,“可以在上面写字”一句话里,本身隐含着“好用”这样的形容词所表达的意思。
一事物必然与他事物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判定是认识的重要内容。“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与他很好。”“他倒霉了,是那个人使的坏。”“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很像。”“霸权主义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恐怖主义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等等,都属于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
事物之间最主要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下面再来看看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判断——
一个喜欢干净的人和一个不大注意清洁卫生的人走到河边,坐下来休息,他们谁会下去洗澡呢?
1、喜欢干净的人会下去,因为他喜欢干净。
2、不大注意清洁卫生的人会下去,因为他该洗一洗。
3、喜欢干净的人不会下去,因为他已经干净了。
4、不大注意清洁卫生的人不会下去,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脏了。
上述判断就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谁会去河里洗澡?回答的正是怎么样的问题。
下面的一个因果关系判断尽管出于名家之手,也是不够严谨的。带有推测的成份——
“听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出的某个文告是在陈伯达指导下起草的。‘一二九’那天,我们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其中有一个传诵一时的警句:‘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有一个清华的同学告诉我,这是陈伯达加上去的。我当时不相信,后来也没有相信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们清华学生能编出《清华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就能编出这样的句子。”于光远《初识陈伯达》1998年第6期《读书》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中国人理论的热情很高,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全民参与。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荒谬绝伦的事情。我们还举一个那个时期的例子——
遇罗克在1966年5月23日日记中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 (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王晨 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这是对一种不严谨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反驳。所回答的问题还是因果关系怎么样。
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突出表现。因果关系意味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对事物的因果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把握事物规律性,取得实践成功的关键。
在“怎么样”的问题上,还包括对于人们是非对错的判断。如:你做得很对。他做的不对。你这样做肯定要出问题。他这么做不合适等等。这种判断触及了实践的范畴,属于人们价值观的延伸。
在汉语中,有许多属于限制和修饰词语,这些词语的存在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更好运用概念,尽可能地把话说得准确些,没有这种限制和修饰,概念的使用往往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例如:
你这人不行。
你不行。
你这方面不行。
你这么做不行。

他撒慌。
他有时撒慌。
他总撒慌。
分析上面的不同例句,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程度的差异。
第三,怎么办?此谓人类策略及行为的选择。
从事各类社会实践,争取理想的实践的结果是人们的最终目的。而人类的认识活动所进入的这一层面无疑是高层次的。在这里,人们不仅要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要认识主观世界。人们要正确地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必须实现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认识的统一。
我们来下面的例子:
我把这块石头搬来砌墙。
要重用这个优秀的人。
这个事情这样处理:
粉碎这个阴谋。
这些例句所回答的,都是“怎么办”的问题。
综上所述,人类的智力活动所回答的就是类似这样三个层次的问题,连贯起来说,如:
这是块蛋糕。这块蛋糕很香的。我吃了这块蛋糕。
这是块蛋糕。这块蛋糕已经发霉。我把这块发霉的蛋糕扔了。
就是这么个事。这个事是喜事。大家庆贺一下。
这是电脑病毒。会凤凰彩票破坏电脑内的程序。我们研究相应的杀毒软件把它杀死。
复杂一点地说:
他是个偷窃嫌疑犯;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上次的失窃现场就有他;他在寻找作案机会;我们隐蔽起来,抓他个现行。
这是个阴谋。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造谣惑众,混淆视听。我们要事实的真相公开出来,粉碎他们的这个阴谋。
“三农问题”,这是概念的确定,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表现、特征、原因、规律等,属于怎么样的问题。最后,“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则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
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体现了人类全部认识活动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意味着概念的成立和解说。在语言表现上,其核心词主要为名词。
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对事物状态、本质属性及其关系维度的评价与判断与选择,体现着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在语言表现上,其核心词主要为动词和形容词。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行为及策略的选择,在语言表现上,其核心词主要为动词。
在这样三个认识层面上,使用的分别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实词。至于剩下的数词和量词两个实词,则是对上述三个实词的限制与补充。
世界上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并非如此简单地按照这种语言模式来表现智力活动,但是认真分析一下所有的语言,尽管变幻着不同的语言形式,人类的智力活动不过是两种,一是认识,二是实践,即所谓的“看”与“干”。所谓“看”解决“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因此说,人类的智力活动本质上都是在简单或复杂地回答着这样三个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
理论文章体现着清晰地体现着人们的三个层次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小说和散文,它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同样体现着人们的这种认识活动。我们知道,小说是对生活的描述,可能不是一种实际发生着的生活真实,但毕究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手头有一本家兄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片蔚蓝》,我们随便翻开一页,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我点点头,站在他的对面,毫无顾忌地凝视着他的蓬松的长发下那张很风霜很迷人的脸。我穿着高跟鞋,一条牛仔连衣裙,个子刚及他的眉梢儿。”
上述这段描述中,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个“是什么”的问题:第一,有着蓬松的长发、很风霜很迷人的脸、高大的他;第二,穿着高跟鞋、牛仔连衣裙个子刚及他眉稍的我。认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真分析一下这段话还回答了“怎么样”的问题——我“凝视着他”。
有人说,真理是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说,这种定义过于狭窄。真理不仅仅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这种真理的定义只包括了我们所谈到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同样也包括在真理的范畴之内,同样属于对于真理的认识。
譬如,我们说,“这个分子。”“这是原子。”关于分子、原子的发现与定义,属于事物本真的判断,也属于真理性的发现。
再比如,我们说,这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上面很冷、太阳很热、这课行星绕着那个恒星运行等等,这种属于价值、属性及关系的评价与判断,也属于真理的范畴。
什么是真理?严格地说,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人类的认识的五层境界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到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宋朝晏殊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宋朝柳咏的《蝶恋花》“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第三种境界是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习惯于将其理解为人生奋斗与成功的三种境界。分析起来,这三种境界,尤其是第三种境界,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认识的三种境界。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此时,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新鲜,对一切事物都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山本来就是山,水本来就是水。
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当我们用心地去体会这个世界,便有更多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笼统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笼统的水了。在山这一大概念下,有了许许多多的认识,草、树、石、崖、泉、溪、鱼、蛙等等,还有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如峻峭、挺拔、雄浑等等。进入这些具体的认识领域,就如同我们陶醉在情节的描述中,却忘了小说的书名一样。
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这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反璞归真,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更丰富的内涵了,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整体把握。
说到认识的境界,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感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可以理解为两个认识境界。
康德沿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认识过程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黑格尔对此评价说:“在精神的范围内,应以分为三部分为主,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是康德的功绩,他曾首先促使人注意到精神应分而为三的事实。”(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415)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种境界说。
比较上述的境界说,以个人的体验,我以为可以把人们的认识境界分为这样五个层次:北京赛车pk10官方网站
第一层境界:感性直觉
在这一阶段,人们凭借生理的冲动、胆识和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行事。他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不出来究竟应该如何做,仅仅是依赖感性的直觉,就这么做了。撞到了南墙,回头再向北撞。人们在开始做一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时,往往都依赖于感性直觉。当然,这种凭借感性直觉行事的,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第二层境界:个别知觉
在这一阶段,经过无意识的探索活动,有了偶然的成功,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经验总结,认识了个别的道理,并且能够欣欣然地说出某种道理。当然,进入这一阶段的人,往往容易犯所谓“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
第三层境界:辩证知觉
到了这一阶段,发现了那些个别道理的自身矛盾,而且发现了和自己原来所掌握的个别道理相互对立的道理。懂得了“一分为二”。学会了兼顾“另外一个方面”。但是进入这一阶段,一些人又会感觉到迷惘彷徨,处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第四层境界:系统知觉
进入这一阶段,不仅认识并兼顾相互对立的道理,而且实现了对于各种道理的系统认识。对于世界从宏观到微观有了整体的把握。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轻松往来,触类旁通,各种道理了然于胸。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正所谓“头头是道”。但进入了这一阶段,也未必事事成功。因为还有一个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问题。
第五层境界:理性直觉
在普遍地掌握了各种道理的基础上,“忘却”了各种道理。头头是道,同时又明白头头并不是道。因为“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嵇康集•声无哀乐论》)进入这一阶段的人,认识主体所动用的不单纯是智慧,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智力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一种参悟,一种全身心的体验。与这种智慧活动相伴的,至少还会有一种愉悦欢畅的快感和沉稳踏实的自信力。这时候,人简捷地凭借一种直觉行事。当然,这时候的直觉已经与感性直觉有了本质的区别。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天人合一、无法言说的境界。有人曾抱怨说一些著名的智慧大师最终走向了所谓的“神秘主义”,也许道理就在于此吧。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认识境界的提升并不是机械地依照这样五层循序递进。也许有的人并没有从第一层开始,便开始了第二层。对有的人来说,达到那种出神入化、天人合一的境界,未必需要在第四层境界将所有的道理和规律全部烂熟于心。一个人即便是将所有的道理和规律都死记硬背下来,也未必能够进入第五层境界。真正进入了第五境界,身心相伴着一种妙不可言的快感,并且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意念的作用。这种意念不是想有就有的东西,而是一种自然而然从心底里生发出来的精神力量。
认识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认识的境界同样也是实践的境界。
从理性的意义上“忘却”了各种道理,到德性的意义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得失不计宠辱不惊,认识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有人问本人达到了那层境界。我的回答是,我体验了五层境界,但茫茫宇宙、万千变幻,有谁能时时处处高居第五层境界?

圆理论基本原理之一

立论必偏颇,不偏则废言。在真理这个圆形球体上,凡是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观点,一般来说总有一定的点与其对应,并且表现为对立的性质。就是说,任何一条真理总有一条真理与其对立。而这两条真理都是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两个点所处的位置正好相对,而且各有自己的客观规定性;又如同一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作为认识主体,所在的立场和角度也恰好相反。
前面已经说过,就人类认识活动的全部内容而言,不外乎这样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部分。其一:是什么?此谓对于事物的本真判断;其二,怎么样?其中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事物状态的描述,二是对于事物价值及属性的判断;三是对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及是非对错的判断。其三,怎么办?此谓人类策略及行为的选择。下面,我们根据圆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逐次加以分析。
(一)是什么——对事物本真判断的相对性
就人类智力活动的第一个层次而言,何以存在否定性的本真判断?
这个人是谁?他是张三。这是人们惯常的回答,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是满足于这种回答。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正确答案。而且很多回答也是成立和必要的。这种答案的非唯一性,就决定了各种本真判断的相对性。
从人际关系讲:张三是他儿子的爸爸,是他爱人的丈夫,是他爸爸的儿子,是他爷爷的孙子,是某某的同事,是某学校的毕业生,是某单位的干部,是某某的对手,是某某的朋友,是某某的情人,是……他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所以可做出不同的回答。
从他与事物的关系讲,那个古董的拥有者是张三,那个是穿西装的人是张三,那个握着笔的人是张三……
从他的表现讲,此时正在浇花的那个是张三,过一会儿,那个吃饭的人是张三,再过一会儿那个伏案下写作的是张三……
从时间的跨度上讲,那个当年的小孩就是现在张三,那个曾经尿过床的小家伙就是现在的张三,将来要死的人是现在的张三……
生活中有很多争论,看起来很热闹,其实都是因为概念所指的不一致造成的。许多概念一加修饰和限定,便出现了差异,便不是共同所指了。
且看下面的一段记述:“有一个造反派叫吴传启,在单位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江青质问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他是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有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接着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之三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同一个“国民党”的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时期的“国民党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家韩少功在1998年第6期《读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的文章。其中谈到:“我们不能说茶杯就是茶杯,不能满足这种正确而无效的同义反复。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办?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向现代人的语言泥潭里涉足,说茶杯是一个容器,那么就‘遮蔽’了它的色彩;我们加上它的色彩描述,还‘遮蔽’了它的形状描述;我们加上它的形状描述,还‘遮蔽’了它的材料;我们加上它的材料描述,还‘遮蔽’了它的质量、强度、分子结构以及原子结构乃至亚原子结构......而所有这些容器、色彩、形状、材料等等概念本身又需要人们从头开始阐释,只能在语义‘延异’(德里达语)的无限长链中和无限网络里,才能加以有效--然而最终几乎是徒劳的说明和再说明再再说明。
“假定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无限言说的终点,假定世界上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心以及足够的笔墨纸张来把一个小小的茶杯说全和说透,以求得避免任何遮蔽性的确论,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面对车载斗量如山似海的茶杯全论和茶杯通论,还可能知道‘茶杯’是个什么东西吗?还能保证自己不晕头、不眼花也不患冠心病地面对这个茶杯吗?”
我们接着这个话题谈,要强调这个茶杯的色彩,我们可以说“红杯子”、“白杯子”、“蓝杯子”......要强调这个茶杯的形状,我们可以说“高杯子”、“矮杯子”、“大杯子”、“小杯子”......要强调这个茶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玻璃杯”、“塑料杯”、“瓷杯”......
这是在讲一个茶杯,如果说一个人呢?我们该强调那一点突出那一点呢?谁能保证我们不出现主观上的偏颇。要想把一个人所有的特点都说尽,是绝对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而这种取舍,又有谁能保证是正确而公正的?
再比如说,什么是哲学?这也属于对事物本真的判断。哲学到底是什么?应该说,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就不懂哲学。许多人从自身观察与理解问题的角度给哲学作出了不同的定义: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这是就学科特点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
2、胡适先生是把人生中切要的问题看作哲学研究的对象。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是这样说的:“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这是就研究对象而言。
3、冯友兰根据自己圈定的哲学内容来做哲学。他在1933年出版的系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是这样说的:“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遍所认为哲学之内容。”冯氏举出希腊哲学家分哲学为物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用现代术语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他认为知哲学之内容,即可知哲学为何物。
——这也是就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4、牟宗三曾把哲学规定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这还是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而言。接近于胡适的定义。
5、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朱葆伟写到,海德格尔说:“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 (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4页。)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思考也就是对前提、根源和根据,以及对可能性的追问,而批判亦是一种“使问题成为问题”的活动。由此,我们得以超越经验,超出现有、当下和在场,克服习见和偏见。哲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在这里体现出来。
——这是就哲学思考的内容和特征而言。
6、周国平认为,“大体而论,哲学有四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伟大思想体系的创造,它属于哲学史上的天才;二是作为学术,它属于学者;三是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它属于大众;四是作为人生思考,它属于每一个不愿虚度人生的人。” (周国平《我们不需要哲学了吗?》)
——他是将哲学按照与人们的关系多呈现出的存在形式进行定义。
7、赵汀阳认为,“哲学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和观念,表面上好像是其实并不是在生产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等才能够生产知识,哲学家也可以参与生产各种知识(假如有这样的才能的话),但是哲学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艺术地”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具有生态和谐水平的观念/知识体系,这样人们就能够更加和谐地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简单地说,哲学想创造一种思想能力,而不是某种知识。比如说,哲学并不是要获得“真理”这个概念的意义、各种定义和用法,这些都只是背景知识,而是思考“真理”这个概念在观念/知识体系中适合于放在什么位置上,与之密切相关的应该是哪些观念,与其它观念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效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考虑的是由各种观念构成的思想画面如何才能够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一个观念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别的观念更加错误,它只是有可能被放在不恰当的思想位置上而破坏了思想画面的效果,就像是一步臭棋,或是一块愚形。某个观念落在什么位置上,就像某个棋子下在什么位置上一样。如果经济学家没有意见的话,我就想说,哲学是思想的博弈论。” (赵汀阳《 什么是哲学家?》)
——这也是就有关哲学知识思考的特征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
8、丁来先认为,“哲学要做的是抓住事物的根基:自然的根基、生命的根基、精神的根基等,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并不非要通过哲学经典的中介,有时哲学经典还会使从事哲学者迷失方向。哲学应该对着更为广阔更加丰厚的生活开放,对着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心灵开放。中国古代的禅宗不能说没有哲学感吧?它就强调“直指人心”的方法。依此所得到的佛学成果并不比整日埋首于佛经所得到的少。而且就实际的流传来看,那些生动的禅语似乎比关于所谓的佛的学问影响力更大。在西方信仰世界里流行的所谓人与神的直接沟通,也可以很好地启示哲学的思路:每个人都可以是很好的哲学家,只要他愿意与自然、生命与精神的根基进行真诚自发的沟通。” (丁来先《哲学需要自发之爱》)
——这还是就哲学的思维特征,既直指人心,抓住事物的根基而言,
9、“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与超越合法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03年2期
——这是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涵盖的内容以及哲学的表现形式而言。
10、笔者说过:“承载着人类社会前行的,是一种被称之为文化的大船,而构成这只大船的龙骨,便是所谓的哲学。”
这是就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而言。
11、笔者同时还认为就哲学的思维特点和认知来源讲,哲学是人们通过抽象思维方式得出的理论认识。
——这是就哲学本身的思维方式而言。
从上述有关哲学的定义看,我们可以说又遇到了前面所讲到的关于“杯子”的表述困难。实际上,不同的人对于一个事物可能提出不同的定义,一千个人眼里的哈姆雷特有一千个不同的形象,关于哲学的定义又岂止上述十一种呢?
就具体事物的本真判断而言,也存在着否定性的结论。
“这是一本书。”这明明就是一本书,你还能说它不是书,而是书的否定性词语吗?这是“李先生”,不是什么“王先生”。那么,“李先生”本身有什么否定性的词句?
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从生到死,从少到老,有明显的变化。小草春荣秋枯,变化的频率更快。世界上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应该说钻石是最不容易变质的。然而,如果把钻石等等一切不容易改变的事物放置在宇宙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许它的变化,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事物是变化的,而变化则是持续的。现在是“一本书”,不知过了多久,就可能是一撮灰。现在是“李先生”,原来却是个小学生,将来也是一撮灰。我现在是我,可过了一分钟,一秒钟甚至是多少万分之一秒,我则不是现在的我。刚才我的脑子里是“鸟”的概念,现在是“飞”的概念。刚才我是那个想法,现在变了。我迟早要死的,每时每刻都在向死亡迈进,就变化的绝对持续性而言,只要肯定时间的流逝,我便不再是我。
这样一来,按照圆理论,在我们定义的这个点上,按照其变化的频率,一点一点地就过渡到了恰好相对的否定性的本真判断上。
(二)怎么样——对事物的状态、价值、属性和关系、是非对错判断的相对性
就人类智力活动的第二层次而言,何以存在否定性的价值及属性评价?
我们首先来看人们对于事物状态的判断:
前面我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他在吃饭。”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还不算是绝对的判断吗?是的。请看下面的表述:
“你吃饭就吃饭,吧嗒什么嘴啊?”
“你吃饭就吃饭,看着我干什么?”
“你吃饭干嘛要蹬着那个桌子腿啊?”
从上面两句话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析。他在吃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吧嗒嘴”、“看着我”、“蹬着桌子腿”都是与吃饭同时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状态不在“吃饭”的含义之中,不是“吃饭”一词所能概括的。是与“他在吃饭”的判断同时存在的,因此说是相左的。而这种相左,便导致了我们所常见的很多类似的争辩。甲说他在吃饭,乙说他在吧哒嘴,丙说他在看别人,丁说他在蹬桌子腿,还会有无数人有无数的说法——他在夹菜,他在咀嚼,他在说话,他在喝酒等等等等。
我们来谈一个大的状态判断——世界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
世界上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是我们熟知的道理。
从反面说,矛盾和斗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矛盾和斗争都是有一定的缘故、原因和条件的。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妨引入“原因与结果”的哲学概念。矛盾和斗争作为一种结果,必然有一定的原因。世界上没有无原因的结果。承认矛盾和斗争有原因,就等于说,矛盾和斗争是有条件的。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领域中的任何事物都呈现着一种自然、和谐、统一的现象。动物界弱肉强食,是一种矛盾状态,结果形成一种食物链条,产生了一种平衡、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自组织状态。冷与热是一对矛盾,把冷水倒进热水里,自然会变成温水。这种自组织现象昭示着自然本身具有化解矛盾,达到平衡、统一的趋向和能力。我们可以说统一平衡中存在着矛盾,未尝就不可以说矛盾是统一平衡中的矛盾。可以说世界上充满着矛盾,未尝就不可以说世界充满了统一与和谐。可以说世界在不断产生着新的矛盾,未尝就不可以说世界本身具有一种统一和谐的自然倾向。
我们再来看对于事物属性、价值的相对判断:
一块普通的石头,在蚂蚁和大象的眼里必是不同的。在蚂蚁看来,这块石头大得不得了,而在大象看来,这个石头实在是太小了。
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与其相对的判断是:群众也往往受到蒙蔽。
农民阶级也属于进步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与其相对的判断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在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害的犹太人以及很多国家的人们看来,希特勒是个刽子手,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然而,在希特勒的党羽看来,他却是一个值得崇拜、敬仰和追随的人。
那些杀人越货的土匪和强盗无疑都是不好的。然而,我们从许多成功的文学作品中,如小说、电影、电视中看到,在对待女人、儿童、老人、家庭等问题上,在内部关系的处理上,那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和强盗也体现着很人性化的优秀品质。
雷锋是大好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里还挂着雷锋的照片。大公无私的雷锋精神是不容抵毁的。然而,以我所经历的生活,我感到这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1975年我走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营。那时的部队大力提倡“学雷锋,做好事。”我看到有的战友为了赶在早晨扫厕所,把连队的扫帚藏起来,防止别人抢了先。还有的人特意钉了一个修鞋的箱子,背着到处走,给大家修鞋。时过境迁,我发现我的这些战友的思想境界并没有我当初所想象的那样高尚。回顾起来,他们当初那么积极地“学雷锋,做好事”,不过是为了自己快一点地加入共产党、提拔为干部。至于那些的确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的人,那种高尚的助人为乐行为本身也意味着一种个人的动机。助人为乐,乐本身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是意识主体——人的自身目的意识,“利他”的欲望和动机也不例外。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动机是为别人,可“为别人”的动机,还是属于自己的。实现了(自己的)帮助别人的目的之后,也就是满足了自己的目的要求。
让我们再来看一篇有趣的杂文——
“这天一上班,人事科刘科长就来向章局长汇报民意测验的情况。
‘老周的情况不太妙,对他的满意率只有12%。’刘科长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嘛。’章局长说:‘他这个同志原则性太强,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他得的票越少,越说明他是一个具有事业心、责任感的好同志’。
‘小陈的情况不错,满意率达到92%。’刘科长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嘛。’章局长说,‘他业务能力强,又肯热心帮助别人,群众基础很不错嘛。’
结果,老周继续做他的主任,小陈继续做他的科长。局机关的人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嘛。你们想,一个是市委书记的小舅子,一个是组织部长的外甥,局长能让他们下岗吗?”(《杂文报》汪强/文)
有的说这个人好,有的人说这个人坏。按照圆理论,这都是成立的。同是一个人,有的说他窝囊,办事没有魄力。相反的说法则是,老实厚道,办事可靠。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好人和坏人。按照圆理论,难道说所有的人,你、我、他,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雷锋……,台上做报告的典型模范、监狱里待毙的囚犯,都是半好半坏,都要五五开吗?譬如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有的说要三七开,三分缺点,七分优点,有的又说得倒三七,三分优点,七分缺点。有的人在网络上大骂毛泽东,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恰恰相反,有的人则至今仍保持着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毫不怀疑“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对立的判断呢?
首先,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的这种道德评价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评价是以每个人的立场、感情倾向相关联的。我们把这个好与坏所体现在圆上的点看得大与小,与我们的视觉角度及距离有关。
其次,所有的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世界上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
最后,对所有的人当然不能一律五五开。但是按照圆理论的解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相对立的两种道德判断,那就是这个好与坏,作为圆上的其中一个点是浮皮潦草的,还是有深度的。
对人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对于具体物的价值、属性的相对判断。
人们判断事物的好与坏都是相对的。有人爱吃白菜,有人爱吃萝卜,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住惯了高楼大厦,听厌了市井喧嚣,城里人愿意到乡下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久居都市,电视中偶尔出现的农村景致,辽阔的草地,笔直的田垄,翠绿的庄稼,迎风摇摆的杨柳......我们会感觉很舒坦。农村人看城市繁华好,城里人却觉得嘈杂;城里人看农村田园风光好,农村人却浑然不觉。
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文章,题目是《野菜比肉还好吃:女儿的羡慕我心里永远的痛》,为了更易于读者的体验与理解,全文引述如下:
“按照互联网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天的大部分网民对于八十年代以前的物质贫困是毫无印象了,我且把我印象中的一些记忆与大家分享,也许对于年轻的网民来讲,就是一个笑话,和我女儿一样,呵呵。
我们家在赣南的井冈山区,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属于丘陵山地。山地最大的特点就是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分地,如果再碰上旱年,收成就更没有保障了,所以我们那里的粮食特别紧张,每年国家都要从外地调入粮食,名叫‘回供粮’。但是回供粮一是每家的数量是限制的,二是你还必须有钱去买。
小时候家里很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我觉得再确切不过了,八面来风可能不够准确,但是的确是房子五面漏风(没有写错,因为屋顶也漏风,一下雨到处漏水,晴朗的夜晚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南方是没有暖气的,所以冬天的时候白天屋外比屋里还暖和一些,因为屋里阴暗潮湿),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米缸里大部分时候只有很少的几升米,还是在生产队刚发了口粮的那几天。一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好像一直是靠生产队的粮食,后来慢慢集市上有了卖米的,现在据说种地的都很少了,粮食基本是市场供应了,村里的那点地也都变成城镇的房子了,最近据说县城到井冈山的公路改建为二级公路,估计又会占了不少耕地吧,好在大家已经不缺粮食了。
粮食和食油、食盐是农村居家过日子的必需品。
粮食不够,当然就得想办法,那会儿能想的办法可不是赚钱去买,第一,没钱,第二,市场也没有卖的。所以就得找替代品,我们那是山区,所谓靠山吃山,就得上山去找吃的。一是红薯,我们当地叫番薯,北方好像叫地瓜。番薯很适合在我们家那的红土地种植,新叶子可以做菜(现在好像只有在高档餐厅酒店才有这道菜),老的番薯苗都是用来喂猪。每年秋冬,家家把番薯从地里刨出来,切成丝,晒干,储存起来,每天做饭的时候,掺入一半甚至更多的番薯丝,那种饭,短时间的话感觉挺好,因为番薯丝还是甜味的,时间长了,就难以下咽。
另外一种补充粮食的办法,就是野菜。如果一点大米都没有了,就只能专门吃番薯丝,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所以也可以去采野菜,野菜其实平常也采,但是平常是喂猪,只有粮食不够了,人才吃。现在倒好,野菜比肉贵多了,而且要在高档酒店才有。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吃竹笋。井冈山有很多竹林,前些日子还看过万亩竹林的照片,毛竹是一种生长很快的竹子,满山遍野。竹笋在春节前后还没有长出地面,要挖开地很深(一般要30cm以上)才能找到,叫做冬笋,很值钱,但是产量小。春天雨水多了以后,笋露出地面长得特别快,这个季节也是缺粮的时候,就可以上山砍些竹笋,回来煮了吃,富余的晒成笋干。冬笋和笋干都是名副其实的山珍,味道的确鲜美,但是当地人那个时候很少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东西刮油,越吃肚子越饿,如果是冬笋的话不和肉炒就得放很多油,所以吃的不多。现在要吃的话,绝对是绿色环保的减肥食品了,呵呵。
说完粮食,再说食油。当时本地吃的食油都是自产的木梓油。木梓是当地山上的一种木本树木,树高最高可达六七米吧,春天开花,秋天结果,然后果实在油槽里榨成油(早就想写一篇儿时记忆中的油槽了)。这可是个好东西,炒出来的菜特别香,而且是纯绿色食品,据说还有防癌的功效。那个时候食油也是不够的,生产队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油左右(还算是好的了,要看木梓的产量)。不足的就要买肉炼油了,但是一般的人家连饭都吃不起,哪里还有钱买肉呢,所以过年过节就多买肥肉,一为解馋,二为炼油。
几次和上学的女儿说起这些过去的事,她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就能看见星星,那不是成天文台了吗?为什么既然那么穷还总吃山珍那样的好东西?还一脸羡慕的样子问我什么时候带她回老家去吃番薯丝,因为她觉得烤地瓜就特别香,所以也想尝尝番薯丝做的饭。带她去酒店吃过一次野菜,吃完告诉我她明白为什么我以前要去采野菜吃了,说因为那是绿色环保的,而且味道比肉还好吃!我晕,但愿国家经济继续发展,再也不要回到那个物质贫困的日子里。”(作者/走四方)
从上面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的两代父女,对于食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和感受。
上面我们主要讲了对于人和物的评价,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对于事的评价。
有人说剥削有功,有人说剥削有罪。有人说事情很成功,有人说事情很糟糕。有人说,那件事情做得对,有人说做得不对。像这样的相对立的评价我们经常遇到。这都属于对于事的评价。
在一本杂志上,笔者看到一篇暑名晋石的文章,精彩地描述了同一件事情,对于名人和凡人的不同意义:
名人说三道四发牢骚叫忧国忧民,凡人关注世事叫杞人忧天;
名人胡写乱画的东西谓之墨宝,凡人精工细作的字画叫涂鸦;
名人主动与凡人握手叫平易近人,凡人主动与名人握手叫巴结讨好;
名人沉迷于声色犬马叫热爱生活,凡人投入娱乐叫虚度光阴;
名人酗酒叫豪饮,凡人多喝叫贪杯;
名人小肚鸡肠叫遇事认真一丝不苟,凡人精打细算叫斤斤计较小家子气。
战争是残酷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应该彻底否定战争。然而,战争作为一种事实,人们也曾经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其一,战争破坏社会物质建设成果,生灵涂炭;
其二,淘汰劣质人类,推翻旧制度,改造社会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是我们最常见这样的一种评价。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会想到我国古代老子的那句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还会想到“有一利,必有一蔽”、“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失败乃成功之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等。
发展经济好不好?
好:发展经济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正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才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存状态。发展经济,我们不再吃糠咽菜......
发展经济就是绝对的好吗?假设我们面对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并且和他发生了这样一番对话:
修这个铁路好不好?
修它做什么呀?
好跑火车啊?
跑火车有什么用啊?
好让大家从这里到那里更快啊?
再快有什么意义啊?何必要那么快,挣命啊?
——试想,能说那位老者的话一点道理没有吗?从自然的世界到人造的世界。我们能说所有的人造的意义就是绝对的好吗?
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多人家都用上了洗衣机、电视机等高档家用电器。
改革开放前,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没有上不起学的,现在供一个孩子上学都吃力。
说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好不好?毫无疑问是好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历史文化的沉积对社会的发展也有消极的作用。200多年的美国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本民族先进的文化,所以美国才建立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
拿现在和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个时代比,就文化环境而言哪个好?
从如今无数篇对过去那个年代的痛楚回忆文字看,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好? 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改造了,不住牛棚了,不挨批斗了。能写什么东西随便写,想研究什么就研究,确实好!
但是现在就绝对好,过去那个年代就绝对坏吗?试想,知识分子解放以后,那些井喷式迸发的文学作品、研究成果,难道不是得益于多年的压抑?难道不是得益于冷板凳、边缘化?如今的宽松环境本身也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浮躁。甘愿默默无闻潜心做学问的凤毛麟角,剪刀加桨糊拼凑文章,花钱买版面去发表,甚至花钱雇写手去准备评学位、职称的论文,抄袭剽窃丑闻不断,博士、博士后、教授、研究员如过江之鲫,具备真才实学的又有几多?
娓娓道来、信口开河、信口胡说同是对一种行为状态的描述。应该说,进入了这种状态足以体现一个人的知识底蕴。回溯2006年,有人“信口开”了那么一次“河”。道是:“中国的改革20多年 ,如果我们按照阶层来看,哪一个阶层是相对地位下降最大?我觉得还是干部。我们想想80年代我们看到政府的高官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当时在一般市里,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可以安电话,坐火车只有那些人可以坐软卧。老百姓连硬卧都坐不上。那个时间坐飞机、坐软卧都要开证明。” 此论一出,嘘声连片。且不说他为哪个群体代言,更多人坐飞机,正面说明的是经济发展,旧的特权不再特,并不意味着没有新的特权。怎么老百姓坐上了飞机,干部的地位就下降了?这种观点与论据的错位,如同拿着婴儿要吃奶去论证“波霸儿”崇拜。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位名声很大风头正劲的“经济学家”的信口开河。
一百人来记录历史,便会有一百种历史解说。同是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来叙述,会给我们不同的印象和感受。人们之所以得出不同价值及属性评价,原因在于立场及感情倾向的决定。立场和感情左右人们做出了选择性的描述及倾向性的评价。
在上面,我们探讨了对人、物、事的属性及价值的判断与评价,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对事物之间关系判断的相对性。
瓶盖盖在瓶子上——在这一判断中,讲的是瓶盖与瓶子的关系。瓶与盖是一个统一体。瓶子需要瓶盖,而瓶盖就是为瓶子而产生的。然而,瓶与盖又不是一体的,与上述判断相否定的是,瓶盖不能总是盖在瓶子上,否则又失去了“盖的意义”。“盖”本身的目的是在需要的时候启开它,倒出里面的液体。
树叶长在树枝上——讲的是树叶与树枝的关系。树叶本来就长在树枝上,不然的话,它能长在哪?
然而,树叶不会绝对地永久性地长在树枝上。到了冬天(时间变化了),许许多多的树叶要落下来。除此之外,大旱之年,树叶枯黄落在地上;有人掐掉一片树叶;虫子吃掉,树叶不再是长在树枝上,而是进了虫腹……
他和她好——这是讲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一判断的背面,同样存在着否定性的判断。他们能时时刻刻好吗?能一点矛盾、一点不同意见也没有吗?
总之,事物本事是发展变化着的,这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判断的相对正确性,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发展变化着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之间关系判断的相对正确性。
在事物之间的存在的各种关系中,因果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引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事物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1、彼此互为因果,是因果关系相对性的第一种情形。
我们来看一对婆媳不和的例子。论讲彼此的矛盾,老婆婆说:“我到他们家,她一副带答不希理的样。”儿媳妇说:“哼,我坐月子的时候,她就来过那么有数的两回。”各讲各的理,谁有道理呢?彼此互为因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两个学生打架,双方都动了手,各有损伤。
老师问:谁先动的手?
学生一指着学生二说:他。
学生二辩解说:谁让他骂我了。
老师问学生一:你为什么骂他?
学生一说:谁让他说我笨了。
来老师问学生二:你为什么说他笨?
学生二回答说:谁让他在我做题的时候来瞎搀和了。
老师问学生一:你为什么干扰人家做题?
学生一说:怎么能算干扰,我做题的时候,他也来跟我一起研究过。
……
2、构成原因的相对性。即可能是原因,可能不是原因。相对于结果而言,原因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甲:一颗种子发芽了,从地下长出来,这是一种结果。原因是什么?
乙:气候、土壤的温度、湿度、肥力,种子本身所具备的条件,这些都是原因。
甲:好,我来举出一些事物,你看算不算原因。树上那只小鸟,地上那一头猪。算不算种子发芽的原因?
乙:风马牛不相及嘛?
甲:好。那只小鸟落下来,把种子叼出来吃掉了,那头猪把种子拱出来吃掉了。
乙:那是种子不能长出来的原因啊?
甲:好!一种事物与另外一种事物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某种关联,是原因,那么,小鸟没有把种子叼出来,猪没有把种子拱出来,种子长出来了。这鸟儿和猪还是不是原因?很多事物没有对某种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产生影响,静止着,孤立着,这种状态是不是原因?而这些事物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很多很多:那盆热水没有浇上,所以它发芽了;那场霜冻没有来,所以它发芽了;那场持续几个月的大旱没有来,所以它发芽了……再比如说,两个人在打架,另一个人作壁上观,他参与进去了,是原因,不参与进去是不是原因?他没参与进去,是一种结果,他参与进去了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结果,那么,能说他参与进去是原因,不参与进去就不是原因了吗?
人们对于原因的分析总是抽象的有限的几条,事实上,构成事物当前状态的,同样由许许多多算不上原因的东西规定着。原因有显在的,也有潜在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原因既是作为具体的因素存在着的,也是以链条的形式存在的,甚至是以“场”的形式存在着的。
3、决定结果的主要原因(内因)的相对性。
人们习惯把原因区分内因和外因。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一文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之所以作为根据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内因本身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然而,这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同样具有相对性。面对同一个结果,譬如美英联军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联军胜利了,萨达姆政权失败了。对于失败者来说,本身是内因,而美英联军是外因。同一个战争结局,对于美英联军来说,本身是内因,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又成了外因。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一方是内因,日本侵略者是外因。“支那战争”失败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了,“大日本皇军”是内因,中国抗战武装、美国等盟国军队以及后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又成了外因。
(三)怎么办——策略及行为选择的相对性
人类智力活动的第三层次是由第一个层次及第二层次决定的。就是说,人们的策略及行为选择往往是由对于事物的本真判断和对事物的状态、价值、属性、关系、是非对错为基础的。
譬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人是目的。人类本身就是自己生存的目的,舍此之外,不应该以其他任何东西作为自身生存的目的。
围绕这个观点,我们至少可以引伸出两组相对的观点----
其一:
人应该为自己活着,他人就是你的地狱。
人应该有道德,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一味想自己,整个社会尔虞我诈,即没有人类的幸福,也没有你自己的幸福。
其二:
既然是为自己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得享受就享受。能享受到什么就享受什么。后代怎么样,用不着我们去想。要相信后代人的智慧,他们有能力解决将来由他们面对的问题。
为全人类的幸福,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但留方寸地,留于子孙耕”。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就人类智力活动的第三个层次,即怎么办的问题上,何以存在否定性的策略与行为选择?
比如说,在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基于不同的属性及价值判断,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大力选拔年轻干部,一种是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两种主张的依据分别是:
1、不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年轻人就永远也上不来。等到他们上来时也不年轻了,而工作确实需要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人。
2、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突击提拔,对于工作、事业,对于其本人都不利。
在考核干部时,说到某个干部有某种缺点时,讨论中往往会出现各有道理的对立观点:
1、不要求全责备,谁都有毛病,是人哪有不犯错误的。谁都有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2、这是从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是从万里挑一、十万里、百万里、千万里挑一,怎么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怎么还强调不能求全责备,这不是一种偏袒吗?
这么干是对的,那么干也是对的。怎么办?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经常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比如: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让革命首先应该在一两个中心城市取得胜利。还有属于个人的行为选择,比如,在会上这话我该说还是不该说,那件事情我是该做还是不该做?说有说的理由,不说又有不说的理由。做有做的理由,不做也有不做的理由。
该不该杀掉扬宇霆,张学良就曾经遇到了这样的两难选择。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注)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范克明《张学良传》)
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看到所有领导讲话材料以及相应的文件,在谈到下步工作时,第一条总是那么一句话,“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有他的道理: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常言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具体到一些执法部门,那里的文件和讲话材料里,也充斥着这样的话,“加大执法力度”、“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等等。这种做法对不对?同样有其道理,不监管、不执法,要你这个部门做什么?你执法监管不到位,自然要出问题。
然而,在这种道理和行为选择的背后,恰恰存在着相反的道理和行为选择。那就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高明的领导者和指挥家,应该注意分析研究、把握利用自然之势,即所谓的因势利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动出击,穷于应付,问题本身未必得到根本上的解决。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的口号下,行政权力没边没沿,往往滋生吃拿卡要、行贿受贿等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实行计划经济?
作为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不可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的。市场经济的好处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但是,计划经济就一无是处吗?
建国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经济建设的成就也是显著的。如果排除下列因素:阶级斗争扩大化、敏感化、庸俗化,高层权力之争社会化,科技人员得不到尊重,商品流通渠道不畅,那么计划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应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不同的特征和优势。正确的选择是认真分析各自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冷静地、科学地、客观地比较权衡、灵活地把握利用。就具体策略和手段而言,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计划经济可以利用;属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利用。在行为和策略上的选择上,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而不应该把这种选择人为地政治化。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是目标和大方向是对的,任何一种途径都能达到目标。任何一种路线都值得考察,任何一种方法都值得借鉴。毫无疑问,虽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却只有一条是捷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是最短的。一点是我们所在的点,另一点是作为目标的点。当然,前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都站在属于自己的哪个点上。
按照圆理论,第一,所有的策略和行为选择都是成立的;第二,在所有的策略和行为的选择中,总有一种选择是对的,总有一种选择可以实现效果的最大化。而这一点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正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四)如何理解认识上这种两两相对的情形
圆上相对的两个点是如何对立的?相互之间的否定性的有哪些情形呢?
第一种情形:两种绝对的观点和主张正相对立,而且当量相同。譬如你说是好,我说的是坏,在程度上都是相同的。
第二种情形:常言说得,有一利必有一弊。常言中还有“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利与弊并非绝对地1:1,各占50%。总是存在着不完全对等的情况。这在真理这个圆上,便会表现为相对的两点其中一点可能会比较大些或小些。或者两个点的面积相等,但深浅程度不同。两个观点在属性上恰好对立的,但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一个人是大善小恶,或小善大恶。
第三种情形:观点本身比较含糊,与此相对的一点也比较模糊。观点本身是中性的,便没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
那么,一切概念和理论为什么出现两两相对的情形呢?
一是因为各自分别坚持不同的客观依据。另外,从主观上讲,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持有不同的情感倾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正如俗话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而抱着一种敌视的情感倾向,又会在本来很漂亮的女人身上看出一种所谓的“妖气”。
二是因为判断的不对等。即一个判断句中,主语和谓语不对等。由此引来其他否定性的判断。如:
“他是人。”这个判断看起来是正确的。然而,人是对张三、李四等等的普遍称谓,不属于“他”一个人所独有。
“他很美。”美是一个形容词。是和丑对立、排斥的。然而,他的身上就没有一点丑吗?他很好。然而,他身上就没有一点缺点吗?由此必会引来争议。
客观地说,任何判断都是一种不对等的。而完全对等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譬如“他是他”这种主语和谓语相一致的判断又什么认识的意义呢?在语言形式上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三是因为判断上的非唯一性。即在一个判断句中,主语或谓语可以做多种置换。如:
“张三是领导。”这里张三也可以换做李四。
“他是我战友。”而其他人同时也可以说,“他是我战友。”
我们在提出任何观点与主张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从相反的方面考虑并找出与此相对的观点与主张,加以比较权衡,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还要有意识地防止极端化片面化的倾向,一味地过分坚持,必然会走向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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